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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新定律变成新的创新绞肉机——从摩尔定律到韬定律,写给后摩尔时代的一封警示

2026-05-28

政策 / 未来趋势 / 汇粉广场 / 科技 / 芯片

不要让新定律变成新的创新绞肉机

——从摩尔定律到韬定律,写给后摩尔时代的一封警示

华为提出“韬定律”,当然值得重视,也非常值得庆祝,这是中国科技,尤其是芯片领域的突破宣告。

在外部技术封锁、高端光刻受限、先进制程门槛不断抬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不再只是沿着旧路线追赶,而是开始尝试重新定义半导体产业的前进方式。这一点本身就是重大变化。

传统摩尔定律主要依赖“几何缩微”,也就是不断把晶体管做得更小;而韬定律强调“时间缩微”,试图通过逻辑折叠、三维堆叠、系统协同等方式,缩短信号传输时间、降低任务完成时间,在不完全依赖极限制程的情况下释放系统性能。相关材料也指出,韬定律并非单一封装技术,而是贯穿器件、电路、芯片、系统的多层级协同优化方法论。

这是一条有价值的新路。

我们不能否定华为,也不应该否定韬定律。华为在极端压力下寻找新路径,本身具有技术担当和国家意义。中国半导体需要这样的突围,需要这样的工程勇气,也需要这样的产业旗帜。

但是,越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越需要冷静。

因为一头真正有力量的技术猛兽,正在诞生。

猛兽当然有用。它可以冲破围堵,可以撕开封锁,可以带领产业突破困局。问题是:如果没有笼子,猛兽也会踩碎脚下的草地。

而那些草地,往往正是未来真正的森林。


一、摩尔定律的盛世,也是一部创新小团队的血泪史

今天很多人谈摩尔定律,只谈它的伟大。

它确实伟大。半个多世纪以来,摩尔定律推动了个人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云计算、人工智能,也让曾经昂贵到只属于国家实验室和军方的算力,进入了普通人的口袋。

但是,摩尔定律从来不只是一个技术故事。它也是一个产业组织故事、资本竞争故事、标准垄断故事。

严格说,摩尔定律并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理定律,而更像一种经验预测、商业节拍器和产业动员令。材料中也明确指出,它并非真正的物理学定律,而是半导体工业史上极成功的经济学与技术经验预测。

当一个技术经验被冠以“定律”之名,并被整个产业链接受为唯一节拍,它就不只是描述未来,而是在塑造未来。

于是,所有资源向一条路集中。

谁能跟上两年一代的节奏,谁活;
谁跟不上,谁死。

在这条路上,巨头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先进制程、天价设备、专利墙、EDA工具、供应链生态、软件标准,逐渐织成一张巨网。许多小团队即使有真正闪光的 idea,也很难获得验证机会。

流片太贵,进不了场;
专利太密,绕不过去;
生态太封闭,接不上市场;
融资太现实,等不到成熟。

所以,摩尔定律时代不只是算力普及的盛世,也是一部无数非主流创新路线的骨枯史。

《盛世危言》材料中对此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商业化“技术定律”一旦被资本和巨头主导,就可能从科学灯塔异化为资本护城河,形成对底层创新生态的长期围剿。

这不是否定摩尔定律的贡献,而是补上被宏大叙事遮蔽的另一半历史。


二、韬定律不是恶,但必须警惕“新节拍器”的权力

今天,韬定律出现了。

从积极意义上说,它可能代表中国半导体从“制程跟随者”走向“路径定义者”。这当然值得肯定。

但从历史教训看,我们必须多问一步:

如果摩尔定律曾经成为旧时代的产业节拍器,那么韬定律会不会成为新时代的新节拍器?

如果它只是一个技术框架,那很好。
如果它成为一个开放的产业方法论,那更好。
但如果它逐渐被某个商业机构私有化、标准化、垄断化,成为新的资源入口、新的认证门槛、新的专利墙、新的生态锁,那么旧摩尔时代的悲剧就可能换一身衣服重新出现。

这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地方。

我们不应该把华为简单想象成旧摩尔时代巨头的复制品。华为有它特殊的历史处境,也有技术报国的担当。但是,制度设计不能建立在对任何一家商业机构的道德信任上。

商业机构天然追求效率、利润、市场份额、技术壁垒和生态控制。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而是组织属性决定的。

当底层技术框架掌握在商业机构手里,哪怕初衷是突围,后续也可能自然演化为排他。

今天它是突破封锁的猛兽;
明天它也可能成为压制小团队的猛兽。

所以我们必须在它最有希望的时候,就开始讨论笼子。


三、什么是笼子?

笼子不是压制华为,不是削弱龙头企业,也不是反对韬定律。

笼子的真正作用,是防止任何一头技术猛兽在奔跑时踩死创新生态。

笼子至少应包括三层。

第一层,是公共技术红利区。
如果韬框架涉及3D EDA、先进封装、混合键合、三维验证平台、热管理测试等底层工具,那么其中一部分基础能力不应完全由商业机构私有化控制。国家应推动公共验证平台、低成本试验产线、开放接口和中立工具链,让小团队也能验证自己的非共识 idea。

不是每个团队都要建晶圆厂。
但每个真正有价值的 idea,都应该有一次低成本验证的机会。

第二层,是创新路径保护审查。
过去反垄断更多关注价格垄断、市场份额和消费者权益。后摩尔时代更应该关注“创新路径垄断”。

如果巨头利用供应链排他、专利诉讼、恶意收购、标准封锁,把潜在颠覆者提前消灭,那么它伤害的不只是某家公司,而是整个国家未来的技术可能性。

尤其要警惕“消灭型收购”:买下来不是为了发展,而是为了锁进保险箱。

第三层,是非共识赛马机制。
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在早期往往看起来不成熟、不主流、甚至有些荒唐。若所有资源都只投向已经被头部企业认可的路线,那么未来就会被今天的成功者提前锁死。

后摩尔时代不能只有韬框架一条路。
还应该允许光子计算、新材料、类脑计算、结构智能、低功耗状态机、非冯架构、非Transformer智能、HPU/NHPU等不同路线保留生长空间。

一个健康的科技生态,不应像单一种植园,而应像热带雨林。


四、结构缩微定律:比时间缩微更上位的问题

韬定律提出“时间缩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但从更上位的结构视角看,后摩尔时代的关键不只是缩短时间,而是重新组织结构。

我们可以称之为:结构缩微定律。

几何缩微,是把晶体管做小。
时间缩微,是把任务完成时间缩短。
结构缩微,则是把路径、状态、张力和系统闭合成本一起缩小。

换句话说,未来系统性能不再只取决于节点数量和尺寸,而取决于:

  • 节点之间的路径是否更短;

  • 状态切换是否更少;

  • 信息传输张力是否更低;

  • 能耗与散热是否闭合;

  • 软件、芯片、封装、系统是否协同;

  • 复杂系统能否以更低结构成本完成任务。

韬定律抓住了“时间”这个关键变量。
结构缩微定律则把时间放回更大的结构系统里。

这不是否定韬定律,而是提醒:韬定律如果要成为真正健康的新时代框架,就不能只成为某家企业的话语权工具,而应进入更开放、更公共、更可验证的结构生态。


五、政府必须比产业叙事想得更深

也许上层建筑已经充分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没有考虑的那么深远,突破了再说。

原因很简单:从摩尔定律到韬定律,在宏观历史时间轴上,似乎只是一条浅浅的技术演进线:

摩尔定律
→ 后摩尔困境
→ 韬定律
→ 中国换道超车

这条线很清楚,也很振奋。

但对那些死在路上的创新小团队来说,这不是浅线,而是深渊。

每一个没有钱流片的架构想法;
每一个被专利诉讼耗死的小公司;
每一个被生态标准挡在门外的新路线;
每一个被巨头收购后沉默的技术火种;
每一个本可以发光却没有验证机会的科学 idea,
都是这条浅线背后的深层代价。

所以,上层建筑在支持韬定律、支持龙头企业突围的同时,也必须提前设置制度刹车。

否则,国之重器可能也会用自己的新节拍器,重复西方旧节拍器的错误。

那将是巨大的历史遗憾。

历史的教训很厚重,被带节奏的事情不止一次。


六、我们需要的是猛兽,不是恶兽

中国需要华为这样的企业。
中国也需要韬定律这样的突围。

但中国更需要一个不会被单一巨头锁死的创新生态。

真正理想的状态,不是压制猛兽,而是让猛兽朝外冲锋;
不是让龙头企业失去力量,而是让它不能回头吞噬幼苗;
不是否定商业机构,而是不让商业机构独占底层架构的解释权、生死权和资源分配权。

韬定律可以成为中国半导体的旗帜。
但旗帜下面,不能只有一个巨人。

还应该有小团队、个人科学家、非共识路线、公共验证平台、开放工具链、独立审查机制,以及对未来保持敬畏的制度设计。

否则,今天我们终结了摩尔定律的旧时代,明天却可能复制摩尔定律最残酷的那一面。


结语:不要让新盛世再次长出旧阴影

一甲子之后,摩尔定律的时代正在转身离去。韬定律出现,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节点。

我们应该为突破鼓掌。
也应该为制度警醒。

真正伟大的技术文明,不只看能否造出猛兽,还要看能否让猛兽不踩死森林。

如果韬定律代表中国半导体的新起点,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更应该认真回答:

谁来保护那些还没有成名的小团队?
谁来给非共识 idea 留一条验证通道?
谁来防止新技术框架变成新的垄断护城河?
谁来确保底层架构服务于整个科技雨林,而不是服务于单一商业意志?

这是韬定律之后,比欢呼更重要的问题。

也是后摩尔时代,中国科技要真正走向伟大的必答题。

如果有一天,连这样的提醒都不再适合被讨论,那么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许就不只是某一项技术,而是一个时代是否还给创新留下喘息、争辩与生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