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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202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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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副标题:七十年前上山下乡,四十年前进城入厂

谦济堂文化   2022-02-04

其实,这个标题是不够准确的,站在十年前看这个问题,远见性强一些。

到了今天,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凸显历史车轮前进的时代性和规律性。

优秀的标题党

今天,更加准确的标题是:七十年前上山下乡,四十年前进城入厂。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很神奇,这个现象是一种阴阳流转的规律,推动了历史车轮前进,促进国家社会的发展,就是好事情。

上山下乡,发生再五六十年代的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本文将从历史发展规律给出自己的视角。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1956年1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

此后,全国各地都展开广泛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三十年以后

1979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部画了一个圈,于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开始了。

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高速发展。

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建设中,青壮劳动力,服务业工作者,纷纷来到广东,进城入厂务工。

由于其他城市处于观望阶段,而且全国的特区中,只有珠三角起步较早,也比较成功,所以出现到广东打工的壮观场面。

我们来看看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的春运场面。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上图是2008的情景。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上图是广州火车站2018年的情景,这是广州火车站迎来了第43个春运,也是最后一个春运,因为接着就要改造了。

在此前的40多年间,广州火车站,是多少人来广东打工的必经之地。

唠嗑出真知

春节在和家人唠嗑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上山下乡和进城入厂两个历史事件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对称呼应的两个历史事件。

而且他们相隔刚好三十年。

原来,甲子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果真可以当成一个太极,阴阳的两面。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我们会误以为两种形态不同的事物作本质上的区别,其实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会发现很多人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办公室的白领们以为自己的表现优于自己的父母,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经济结构转型造成的误会, 现在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做PPT的那些人,和当年踩着缝纫机的女工们基本没本质区别。

同理, 父母当年在菜市场讨价还价一分两分区别和现在抢红包差不多。父母当年非要给遥控器套个塑料袋子,跟现在手机非得戴个套也差不多。 

现在每天刷微博刷朋友圈的人,跟当年蹲在树根下晒太阳磕瓜子的也没多大区别。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六十甲子一流转

事实上1984年才是一个新的甲子年开始。

一般甲子年起算前面三十年是走阳面的,也是上升的,快速发展的。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后面三十年的是阴面,下降的,会呈现低速发展,甚至出现反转的一些历史进城。

比如,前面的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状态,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乡下山上去进行劳动。

那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不好了,当时的情况,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城市建设进程滞后,城市的物资配套系统完全不成熟,很多城市是处于粮食短缺的局面。

现在看来,上山下乡也许是最好的,最合乎历史进程的。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向往的生活方式

而到今天,能够去乡村居住一段时间,是城市人向往的美好生活方式。

上山下乡其实生活很苦,进城入厂打工,生活何尝不苦呢?

那时候羡慕城里的生活,现今又羡慕乡野田园的浪漫悠哉。

在几十年前感觉是受苦受累的地方,今天却成为香饽饽。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ND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习近平为何说上山下乡对他影响深远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来源:https://baike.baidu.com/reference/14458242/a6c4x3hiHg1i8a5ECNttLgmvU655IP7J7hecd_l9gU0PlVGq7xwAQBka6Mg_zUszJcvnzZuOdiZKeXiTeWchxksLA6hHDZcQcJMUO2zDIuyN7FpfqiU

资料:

知青上山下乡(百科词条)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后期,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大量的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地离开城市,到最广大的农村定居并参加劳动,即“插队落户”,以提高实践作用的政治运动。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全部前往农村参加劳动。有报道说,“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很显然,上山下乡运动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进入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1]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称上山下乡,通称“下放”、“插队”),中国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2] 

中文名 知青上山下乡 外文名 The Down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 发生年代 1956年到1978年 主要目的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目录

1 下乡历程

2 历史渊源

3 红卫兵运动

4 政治色彩

5 前因后果

6 困难磨炼

7 深远影响

下乡历程编辑 播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成为了回忆。但是,这场在30年前席卷整个中国大地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影响了20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一生,而且冲击了这2000多万知青的父母、家庭、学校以及周围的社会。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像一道狂飙,在中国历史的平面上轧出了深深的轨迹,永远不可磨灭。

历史渊源编辑 播报

作为一场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上山下乡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从50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志愿去山区、农村、边疆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举动。例如,1955年8月9日,北京郊区五名青年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向北京团市委提出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北京团市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组织了一支60人的垦荒队。当时,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同时又指出,组织大量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到边疆去的条件还不具备,他们大多数家庭在农村,应在自己家乡为社会主义出力。1956年1月21日,团中央派专人到浙江温州,向在大陈岛开荒的200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赠送了题有“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锦旗,并宣读了团中央的祝贺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把城市中小学毕业生称为知识青年,把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行为归纳为“下乡上山”。这是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知青上山下乡并不是人为强制而行的,它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历史因素相联系的。

50年代中期,国家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有一定的困难,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却是巨大的,全国合作化光会计一项,就需要几百万人,因此毛泽东在1955年9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发出号召:“组织中学生和小学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明确指出:“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60年代,单一的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另外由于长期忽视计划生育,使我国人口呈几何比例上升,城市人口积压,就业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同时,60年代我国又连续出现灾荒年,我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时期,再加上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的援建项目陆续下马,必然决定要大量裁减职工。为尽快还清苏联贷款,致使我国经济出现低谷。面对如此的内忧外患,党中央针对具体国情,为了解决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长期工作被确定下来,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所以,知青上山下乡是我国单一呆板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如果不理顺经济关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允许集体所有制和个体经营与全民所有制同时并存、广开就业之门,即使不发生“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要产生。

总的说来,1955年-1966年这段时间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做得还是比较稳妥的。党中央是在结合国情探索一条就业门路,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4年共计下去知青129万,它适应了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要求,减少了城镇人口,支援了农业生产和边疆建设。在这些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比如全国闻名的回乡知青徐建春、吕根泽,城市下乡知青王培珍、邢燕子,还有在改造低产田等方面作出显着贡献的江西知青宋喜明、“自己找艰苦的路走”的天津知青赵耘,放弃留京、主动下乡的北京知青侯隽等,他们闯过了思想关、家庭关、劳动关、艰苦生活关和社会舆论关,成为知青参加农业劳动的开路先锋,作出了贡献、锻炼了自己。

红卫兵运动编辑 播报

1966年3月底,毛泽东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谈话,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应运而生,红卫兵就是这些孙悟空,他们在接踵而来的“文革”中大闹中国,直至天翻地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出笼!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聚集圆明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为指导,打着“造反有理”“反对走资派”的旗号,与各地党团组织对立。这一天,是红卫兵的诞生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文革”开始!

1966年6月2日,正式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笼,红卫兵开始活动。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

自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还在天安门8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共1300万人次,全国停学、停产搞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使“红卫兵运动”达到高潮。

但是,在文革转向各级政权的重建过程时,红卫兵因受年龄、资历、身份等局限,特别是中学红卫兵,无法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特别是在地方政权中担任角色。因此,当工人造反队伍登上文革舞台时,命里注定只能当过河卒子的红卫兵只好将帅印交给了工人老大哥,红卫兵运动开始走下坡路。

1967年5、6月起,全国武斗四起,红卫兵也陷入了盲目的武斗大战中,使毛泽东大为恼火。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大红卫兵领袖,十分生气地教训他们:“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了,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你们搞武斗,你们脱离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大多数。关键你们分为两派,搞武斗,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谁如果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不听劝告,谁就是土匪,国民党,就歼灭!”

从毛泽东的呵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厌倦。孙悟空捣蛋了,唐僧就会念紧箍咒。当时,毛泽东已开始考虑如何处置他手下这帮“孙悟空”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各个行业劳动力饱和,无力招工。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使大批学生留在校内闹革命。66、67、68三届学生积压达1000多万人。1967年12月22日,教育部在给党中央的情况反映中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二十世纪毕业生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红卫兵的出路问题,已是刻不容缓。

就在这时,一批北京的红卫兵于1967年10月上旬自发组织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开创了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先例,但未形成全局性的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但是,这种行为给毛泽东安置这些红卫兵提供了思路。

1968年4月,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的报告》中批示:“毕业生分配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大学、且有中小学”。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但这“四个面向”在当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全面衰退、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无法招工的形势下,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被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代替。

政治色彩编辑 播报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理论依据,把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项必要措施,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知识青年的革命化。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项政治运动,毛泽东认为通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改造、重塑一代青年,以防止修正主义在他们中间产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经预言:“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因此,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教育下一代的问题上格外小心翼翼。毛泽东认为,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那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是温床。要防止修正主义,最重要一条就是要知识分子劳动化,以达到缩小社会主义条件下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最终实现消灭三大差别。这种打破传统格局,实行生产劳动与上层建筑成为一体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指出的,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大学校”的全新构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

这一想法体现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就是使知青通过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逐步同化,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因此,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味地强调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不切实际地将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终因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这种浪费财力和物力人力,为政治目的而一轰而上的作法,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蒙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其次,在方针政策上,毫无长远规划,各地区不问具体情况,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一轰而起,缺乏整体部署,致使知青工作越来越窄。

据统计,1968年到1973年6月,全国就有8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知青工作暴露了许多问题。很多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泽东复信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是,这个“统筹解决”直至毛泽东逝世,也未能解决。各地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制定了许多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土政策,使知青工作的方针政策完全处于混乱状态,导致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完全陷入了一种“跟着感觉走”的困惑迷茫之中。

再次,在方式方法上搞一刀切,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做法。在当时宣传动员工作上,无限拔高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意义和作用,196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甚至载文把下不下乡作为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标准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不忠”的政治态度问题,舆论上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动员方式上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对动员对象或办学习班,提高认识;或注销城镇户口;或停发父母工资(1973年以后政策和方法有所改变),严重挫伤了广大知青及家庭的积极性和自尊心。

总而言之,处于十年动乱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正如北京市革委会1969年1月25日《关于知青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的那样:“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安置机构,在上山下乡工作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前因后果编辑 播报

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改变了过去移民开荒的办法,而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 而在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到了苏联的城市青年移民垦荒运动,回来后就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 [3] 

从毛泽东与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上看,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有一个“信任-疑惑”的过程。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对那里的留学生极尽赞美之词,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显而易见,当时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是相当信任而且寄于厚望的。

但是,双百方针和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对自己有点缺乏信心,他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因此他对中国青年加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压力。在1959年以后的数年中,毛泽东寻找越来越多修正主义迹象的趋势表明,他对未来领袖的素质忧虑日深。到1964年为止,革命接班人的问题很少出现,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在共青团九大上,胡耀邦披露了困扰着领导阶层的疑惑:“因为他们(指青年)生活在和平和稳定环境下,这很容易使他们对和平和稳定环境产生一种虚假的幻觉,因而追求悠闲、保险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所以对革命的复杂性和实际要求缺乏理解。”

毛泽东对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困惑在1965年他接见埃德加·斯诺时表露到了顶点。毛泽东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将革命推向共产主义,另一种可能性是年轻人否定革命,演出可悲的一剧;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使蒋介石的残渣余孽打回大陆,或让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保存国内。当然我不希望出现反革命。但是未来的事只能由未来的一代所决定,而且将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测。……二十世纪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后代会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评价革命工作。……一千年后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有可能显得相当滑稽可笑。”

另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疑惑还表现,在他对知识分子那个着名的“皮毛论”上。他说:“二十世纪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是附在公有制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饭吃?就是工人、农民。”在这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指为只能依附在那张皮上的毛,就是说毛泽东把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看成了“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第23条中指出:“来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动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可见,毛泽东早就有“劳动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初衷,只不过在文革时走了极端。毛泽东在1964年2月13日春节谈话中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在机关,这样写不出东西,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尽管这番话是针对文艺界,但是实质上反映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贯态度。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有这种疑惑态度,因此他对知识分子亮出了“五七指示”,对知识青年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

困难磨炼编辑 播报

毛泽东赞誉青年是太阳,而作为上山下乡运动主角的知青,受过磨难,因此,他们是一代放射特别光芒的太阳。

习仲勋同志说过:“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这里他讲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即伤害和磨炼。

知青们在政治上受极左思潮的毒害,正如报告文学家徐迟所言:“文革把正直的人改变成了政治的人。”例如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开展,《人民日报》出现了“坚决打退资产阶级右倾翻案回潮”的大黑标题。黄帅、张铁生、白启娴等“英雄人物”粉墨登场。内蒙古兵团知青王亚卓很正直地给黄帅写了批评信,不料却遭到了席卷整个内蒙古兵团的批斗。许多知青不理解,只好昧着良心参加了批斗会。

生活上,许多知青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另外,知青受到歧视、打击和污辱的事也时有发生,黑龙江兵团二师十六团团长和参谋长合伙奸污几十名女知青就是一例。周总理很气愤的说:“这不是我们的团长,是国民党的团长”,这两名罪犯后被枪毙。

学习上,知青完全被耽搁,使我国的教育和人才培养出现了断链。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大部分青年到了农村、边疆,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了。当时全国又盛行“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的思想,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积极性,大部分知青的文化程度至多相当于初中毕业生。

但是,知青们在伤害的血泪中也受到了磨炼。政治上,他们成熟了,分析、解决问题的立足点高了、眼光远了;生活上,他们为人处事老练多了,“自立、自强”成了他们生活的座右铭;学习上,他们很惋惜逝去的时光,十分珍惜返城后的学习时光,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成绩。例如:在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属于“知青型”的就近一半,至于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知青作家更是崭露头角。

因此,知青们对自己这段经历十分珍视和难忘,原内蒙兵团一位北京知青说:“我对上山下乡这条道路一点也不后悔。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我才体会到了劳动人民脸上皱纹里的艰辛,才知道他们肚里装的是什么。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由一个骄傲自负的中学生锻炼成为一个自愿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老农工,我认为上山下乡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1989年11月5日,原内蒙兵团2师12团的北京籍知青欢聚劳动人民文化宫,共同回首往事,尽管他们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功过是非有争议,但是他们永远忘不了那段充满血泪、却不畏艰苦的拼搏岁月。

30年前“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能简单地因彻底否定“文革”而遭否定,也不能因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而得出应继续坚持这种做法的论点。

作为“文革”主帅的毛泽东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扮演了总导演、总设计师的角色,尽管他在后来感到了运动中存在许多问题,但终因力不从心,未能统筹安排、解决问题,致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以悲剧告终。

作为这场运动主角的2000万知青们,在这场运动中受到伤害,同时也得到了磨炼,上山下乡成了他们血泪浸泡、永不磨灭的记忆。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是不幸的,它给国家、社会、农村、知青诸方面带来不满意。

单一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才使上山下乡不得不出台。

历史如烟云般逝去,历史也如金石镂刻般长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成了历史,但它留下的思索、史训却永远成不了历史。 [4] 

深远影响编辑 播报

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当年的上山下乡经历对知青影响相当深远,使知青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上山下乡经历总结出人生格言: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事张扬,只求实绩;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上山下乡影响相当深远:一是让知青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知青的自信心。上山下乡的经历,使知青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学懂团结群众。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麽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1] 

词条图册


最后一次春运,再见了广州站!谢谢你43年的付出与贡献…… 

来源:https://www.sohu.com/a/223832829_548663

2018年春运,广州火车站

回家的人们最后一次登上普速列车

这一年,广州火车站迎来了第43个春运

也是它最后一次春运。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新年过后

这座拥有43年历史的车站大楼

将开始被改造成高铁站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之后主要的普铁运输任务

将会由新建的棠溪站承担

我们熟悉的那个广州火车站,再也回不来了

像这样人潮熙熙攘攘的场景也将一去不复返

六十年前上山下乡,三十年前进城入厂

在小蛮腰建成之前

广州当代最负盛名的地标

无疑是广州火车站

很多来到广州发展、求学的人

认识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广州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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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43个春秋

火车站上八个大字“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已显得有些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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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

广州火车站惊艳问世

1974年4月10日上午8点半,

历时16年建成的广州火车站正式开站。

位于环市西路159号

和流花宾馆、友谊剧院、东方宾馆

组成了一片巍峨时尚的建筑风景群

俨然一副“东方小巴黎”的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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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的广州火车站旧景。

广州火车站

最初两年内成为广州一个景点

广州各学校纷纷组织学生参观

高峰时一天可接待三四批学生

最受欢迎的无疑是

车站候车大厅内全广州唯一一台电动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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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广州火车站候车室大厅。

广州火车站的标志

除了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八个字

还有广州第一钟

这个中国铁路车站中最大的电钟

直到现在仍是广州火车站的标志之一

许多初到广州的乘客都会被其气势所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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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

广州火车站孕育出汹涌的外来务工人员潮

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它是城市的地理地标,更是一座精神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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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成为打开国门第一车

建成5年后,一场“逃港”潮席卷广东

粤港两地终于作出决定

开出了广州到香港的第一部车

广州与香港从此开始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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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人坐上这趟火车去到香港

香港人坐上这趟火车来到广州

香港的“潮货”因为两地的交流涌入广州

广州开始成为全国的潮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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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的广州火车站全景。

1987年

迎来第一波民工潮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

这是90年代响彻全国的口号

1987年,成千上万的人南下

广州火车站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

从此广州火车站被冠上了“脏乱差”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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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别人插队买票

民工们紧紧贴在一起

上个女厕需要排1个小时的队

黑白照片透露出当时“民工潮”的汹涌

那是一个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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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我们开始懂事的时候

外地人已经被取了“捞头”这个花名

他们居住在城中村里

与广州人一路相隔,共同生活了3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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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的携家带口

或许是从农村出来

希望孩子能在城市长大,改变命运

不要像父母一样操劳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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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有的只身南下

只为了远在农村的父母和孩子

殊不知没有多高文化水平的自己

能做的工作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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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外地人很喜欢

在火车站对面的白马服装市场淘货

使之成为一个潮流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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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

1986年珠江三角洲的外来人口已达185万人

到1988年时,增加到320万人

到1990年代初已接近4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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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刚到广州的打工妹

就直接躺在广场上休息

每一个打工者,来到广州都历经千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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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

春运时火车站人群汹涌

广铁甚至将部分原用于运货或运牲口的列车

经过简单改装后作为客车载人运行

车内只有几个小窗口

白天太阳照射闷热如同桑拿

夜晚气温骤降车内寒气逼人

因此又被称作“闷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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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春运都惊心动魄,

就怕一次春运,就是天人相隔。

负责检查车的老警察曾说:

“每次接车,我都记得首先去看看有没有死人,

一个篷一个篷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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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是精神和身体上的巨大折磨

即使好不容易挤上火车

还要忍受十几个小时的狭窄和肮脏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终点站到了就是家

1983~2001年

那些年,火车站风云

广州火车站每天爆满

在混乱之中,滋生了各种各样的”牛鬼蛇神“

那时在火车站见到最多的标语就是:

“保护财物,慎防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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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春运到火车站,都是一场历练。

这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

盗窃、抢劫、诈骗、

强迫卖淫、拐卖人口、黑公话、

假币、假发票、倒票、非法拉客、野鸡车。

到后来,甚至成为一个个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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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从小就告诉我们

去广州火车站周边

一定要小心小偷、小心“被拐”、

小心被骗、小心被问“要不要坐车”、

火车站成了很多年轻一辈闻之色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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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在火车站附近被偷钱,

就算你想去报案,你都要排起长龙。

因此外地人来广州更被戏称:

“城市生存的通行证和成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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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网友总结出了广州火车站生存口诀:

不吃、不喝、不说、不问、

不答、不停、不理、不管。

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

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贼或者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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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广州火车站。

目前广州火车站治安迈入正轨

只愿每一位旅客能安全回家

不再有无辜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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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雪灾

遭遇建站以来最大的挑战

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十年前,2008年

50年一遇的雪灾让10万旅客滞留广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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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北京奥运会开幕

多少人曾经在广州火车站共渡患难、同舟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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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一遍遍放着电台的广播

主播用哀求的声音不停地重复:

“留下吧,广州也是你家。”

但仍然有络绎不绝的人赶往火车站候车

没人愿意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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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11个昼夜的守望相助

让人感到这座城市的温暖

▼

那一年

四名“最可爱的人

在连续执勤了36个小时后换勤休息

极度疲劳的他们靠在护栏前站着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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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

很多餐饮店老板自发来到广州火车站

派发热水、方便面、棉被等御寒食物用品

与这座城市的建设者一起共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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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

一个在人群中晕倒的女孩被陌生人抬起

经过一双双举起的手运输到人群外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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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车站

是这10万人充满回忆的地方

也是广州开始强大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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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它也在慢慢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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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

广州地铁二号线开通

“黑车”变少了

2010年

广州火车站开通12306网络订票

黄牛变少了

2011年

首次推出车站实名制购票

骗子变少了

尽管火车站春运仍然人头汹涌、危机四伏,

但它确实变得更安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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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年来

它承载着无数份团聚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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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走过千山万水,也未来得及回家。”

陈可辛的《三分钟》

讲述了一个家人团圆的故事

三分钟太短,却成就了无数人的幸福

包括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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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站赶春运

会经历买票的焦虑和候车被挤的疲惫

火车延误时的心急如焚

火车之后还要忍受十几个小时的狭窄和肮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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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煎熬很多时候会让人崩溃

但是对赶火车的人来说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终点站到了就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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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了!

广州火车站!

曾经的广州火车站一旦被拆除

广州这样的苏式建筑就没有了

这不单是广州人的记忆

更是每一个外地人回家念想的承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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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这幢极具代表意义的建筑物

却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

但发展的步伐总是不断向前

我们国家引以为豪的高铁将逐渐取代普铁

让我们的回家之路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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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广州火车站完成了它43年的使命

这个曾经圆了无数人的“广州梦”

承载了无数旅客回家梦的地方

迎来了繁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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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它之后会改建成为高铁站

继续见证更多来自异国他乡旅客的故事

但广州人心目中的广州火车站

要成为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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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消息的网友

都希望那“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八个大字

能继续闪耀在“广州站”两旁

见证更多人的梦与奇迹

再见了,广州火车站!

期待你未来的样子

但我也不会忘记从前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