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七十年周期律,七十年周期率,七十年:一个超级敏感的周期
2021-11-07
企业形象 / 历史周期律 / 商业模式 / 气数论 / 谦和既济
政党的七十年周期律,七十年周期率
2021-11-06
更多文章:
隐士申子源,七年周期律,《一个很有意思的周期,七年周期》,
华夏文明700年中兴一次,《中国历史有趣的700年兴衰周期,曾仕强:中国700年大盛一次,下次是2044年》,
太阳黑子大量减少的70年,1645年–1715年:https://www.zhihu.com/zvideo/1384097152386437120
太阳黑子从每年观察到4-5万个,到每年只观察到50个左右,几乎是忽略不计。
1645年,到1715年是明末清初,东方文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关键时间节点。
1645是一个平年,农历乙酉年(鸡年),年号为明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大西大顺二年;大顺永昌二年;胡守龙清光元年;越南后黎朝福泰三年,莫朝顺德八年;日本正保二年。第一天是星期天。
1715年是一个平年,是农历乙未年,是羊年。年号:清圣祖康熙五十四年。它的第一天在星期二开始。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较普通的一年,在外国,毛里求斯被法占领并改“法兰西岛”
1月17日,蒙古吴喇忒、阿霸垓、蒿齐忒等部大雪,牲畜倒毙,部民饥困。康熙帝谕示理藩院派遣善骑司官三员分别出张家口、古北口、喜峰口,问明各旗牲畜倒毙伤损情形。
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代一生也就差不多70岁的有效生命周期,再老了就健忘了,记不住,要不就死掉了。
七十年周期,不仅是天文历史周期,也是一个生理周期。
根据中国的天人合一论,天人是互相感应,互相呼应的。
执政周期律 一党执政有七十年的周期率吗?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连续执政71年后下台了,苏联共产党在连续执政72年后解散了,台湾国民党也在连续执政70年后下台了。为什么它们在长期执政后都走进了“人亡政息”的周期律?
这些政党当年上台执政,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早期的领导人,在艰难困苦中打拼出来,一方面自身的素质比较高,对自己的约束也比较强;另一方面,老百姓对这些领导人也有较强的认同感。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由于政党早期领导人的崇高威信而得到了人民的承认。
然而,一党长期执政所形成的这种威权体制要想正常运转下去,除了要在经济发展上有所作为之外,从政治上和管理体制上都还有两点支撑:
一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式的干部管理体制,它可以保证执政党管住人;
二是不断地对自己的执政地位进行自我强化,包括宣传自己执政的政绩、对执政党党员不断进行教育惩治腐败等。
但是,执政党所有这些保证自己执政地位的举措,也蕴涵着一些本质的弱点。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体制保证了执政党能够管住人,但也造成了干部唯上是从、缺乏监督的弱点,尤其是在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一的纵向干部管理体制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
自我强化的过程不仅强化了一党执政的地位,也强化了一党执政的弱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一党执政弱点的强化将会与失去监督的权力一起呈现出乘数效应。其结果必然是逐步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执政地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一党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对执政党各级领导人的监督问题,使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发生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身上的事情,就有可能在内外部条件大致相同的其他执政党身上再次发生。事实已经和将要继续证明,自上而下的监督是有边界的,监督的力度在达到某一层级后会急剧衰减。因此,大力发展党内民主,放手让老百姓来直接监督执政党的官员,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可能是打破这种“人亡政息”周期律的最有效的手段。(据《中国改革》)
来源:https://www.zhaoqt.net/sanwenjingxuan/252935.html
“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
作者:黄方毅 邵思思 时间:2017-09-25 来源:
1945年7月4日,延安考察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发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怎么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以“民主”二字作为回答。
父亲是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
问:1945年7月,您父亲同左舜生、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您父亲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访问延安的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访问延安?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提出“周期率”这个问题?
答:这要从我父亲的身世说起。
我的父亲黄炎培,187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名宅内史第。从父亲的祖父黄典谟,我的祖父黄叔才,父亲本人,到我的几个兄姐及堂兄音乐家黄自等,黄家四代人均生活于内史第。内史第建于清道光十四年,因收藏有流传于世的三块汉碑名石中的两块和一些古代书法拓片而闻名,被誉为“富甲东南藏金楼”。
但,不幸的是,父亲幼时正值国家和民族内忧外困、逐渐衰落的年代。随着国家衰败,黄家也家道中落。从小目睹内忧外患、家国不幸的他很早就有了一份责任感。1901年,父亲考入南洋公学,次年因学潮辍学返乡,又应江南乡试,考中举人。虽然中举,但父亲坚决不走仕途,立志教育救国。1902年,年仅24岁的他着手改建川沙小学,后又办开群女学、广明小学、广明师范等。1903年,父亲在南汇新场演说,针砭时弊,遭清廷政府逮捕,险些杀头,后被人救出,逃亡日本。
190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加入同盟会,一年后接替蔡元培任同盟会上海负责人。同年,他与张謇、沈恩孚等人创建了江苏学务总会(江苏教育总会前身)。次年,在浦东房地产商杨斯盛资助下,父亲创办了后来名扬天下的浦东中学,与天津南开中学齐名,称“南浦东,北南开”。辛亥革命爆发后,作为同盟会和江苏教育总会、江苏咨议局、上海工巡捐局骨干的父亲与沪上老辈教育界名人马相伯、张謇,工商界李平书,政界赵凤昌等人奔走各方,策动江苏独立、上海起义,斡旋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后,父亲受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他全面推动教育改革,创办了几十座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规定若干税收直接用于办学,为江南教育和后来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15年,父亲随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数月里巡访美国26个州52座学校,深感中国传统教育弊端,他取经回国后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上世纪20年代前后,他牵头或参与创办、改办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暨南大学、上海商大(今上海财大)、河海工程学院、同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
父亲不仅办教育,而且重经济,重实业。中华职教社不仅系社团,不仅办学、办刊物,而且也系经济实体,设若干工厂,经营生产、开拓实业,还发行债券以融通资金。
辛亥革命后父亲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全面推进办学。为江苏教育打下底子后,终因不习官场,三年后拂袖而去。20年代初,北洋政府两次颁发通电任命他为政府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抗战打断了父亲等一代人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探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父亲与史量才等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持前方抗战,之后又多次发动市民、学生、妇女上街游行宣传,倡导国货,抵制日货。
父亲的事业从教育发端,延伸到经济,又走向社会与政治,最终不愧为教育、经济、政治三重领域中的人物。
作为第三方领袖,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战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由国民党、共产党和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的第三方组成了国民参政会,父亲以社会贤达身份入选。不久,他即被选任参政会里重要职务——提案审查会主席。1939年参政会内外掀起第一次宪政高潮,父亲出任由三方25名参政员组成的宪政期成会召集人(另二位为张君劢、周览)。1943年第二次宪政高潮,宪政实施协进会成立,蒋介石为会长,父亲与国民党的孙科、王世杰为副会长兼召集人,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参加。抗战之中,父亲事实上成为第三方的主要领袖。
40年代初,父亲联合梁漱溟、张君劢、左舜生最先发起,又联络章伯钧、沈钧儒,由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左舜生为首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为首的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父亲为首的职教派、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等“三党三派”,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父亲为主席。后来,父亲辞去主席职,推举张澜接替,自己仍专致于职业教育和公债劝募会工作。1945年12月,父亲为首的职教社与胡厥文为首的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云集了一批企业家组建民主建国会,父亲任第一任主委至去世。
父亲赴延为请回中共,以防国共破裂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战已见到胜利曙光。国民党方面承诺“还政于民,实施宪政”。中共方面召开七大,提出“联合政府”和“和平民主新阶段”。父亲认真阅读了王若飞送来的中共七大文件,预感到国家政治生态将要发生转变。而此时,国共关系仍处于僵局,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董必武等已返回延安。于是,恢复国共合作、将中共代表请回参政会的使命,自然地落到第三方身上。父亲作为第三方领袖,深感重任在肩。经过一系列会谈与电报往来,父亲受中共之邀赴延安考察。
1945年7月1日,父亲与冷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由重庆抵达延安。在机场,前来迎接的毛泽东见到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
原来,早在1919年5月,江苏教育会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父亲在会上讲演,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毛在下边听,对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父亲意外的发现,自己题诗、沈钧儒公子沈叔羊作画的《茅台》,居然挂在延安杨家岭接待宾客的中共会堂里。
这幅画有着很不寻常的来历:在抗战时期,重庆反共高潮迭起,父亲曾应沈钧儒之请,参观其子沈叔羊画作的画展。沈有一画作,上有一瓶茅台酒,两只杯子,写着“茅台”二字,请父亲为画作题词。父亲忽然想起,前几年社会上传说,长征中红军路过贵州在茅台池中洗脚。针对此传言,父亲题了一首七绝讽喻,对长征危难中的中共与红军的同情流于笔端:
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饮二三杯。
1952年,陈毅老总专门设茅台酒宴答谢父亲,他动情地说:“当年在延安,读任之先生《茅台》一诗时十分感动,在那个艰难年代能为共产党人说话的,空谷足音,能有几人?”
父亲早在30年代便读了《西行漫记》,至此次赴延安所见所闻,应当说,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经历了从不了解到了解,从同情到钦佩的过程。而毛对父亲这位自己老师的老师,这样一位躬于实际、长于实践,跻身教育、经济、政治的人物,内心是敬重的。二人神交、心仪既久,这也是二人在延安窑洞之中畅怀纵论天下、对话历史的基础。
父亲说,延安“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
在延安,父亲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参观一家木器厂,他想起自己创办的中华职教社的木工场。延安这家厂的产品,刨得很光,拼得紧密,与在延安各友人家里摆着的家具一样,看来不像是特地准备。父亲最忌恨弄虚作假。延安城里到处是新住房,延安已由过去的2000人扩展到现在5万人,父亲想起游历内地时见到的大群大群无家可归的人。在延安街上,父亲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似都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也没见面带烟容颓唐的人。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给父亲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不称其“头衔”,一派浓浓的平等气味。
从自由到平等,几十年苦苦追求,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父亲在这里似乎找到答案,尤对比重庆城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委靡习气,父亲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然而,60多年来,饱经世事,历尽沧桑,耳闻目睹了一个个政权、一个个政团、一个个单位、一个个个人的兴与衰,长与落,周而复始,循环更替,他常在思考:此乃人性使然?文化使然?制度使然?或兼而有之?此乃不可破解之铁律?此问题常盘桓在他心中。而面对有可能成功执掌天下的共产党领袖,他既要与其共同探讨,又要与其共同勉励——因此有了著名的“黄炎培周期率”谈话,亦称“窑洞对”——
父亲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归来》使得“周期率”被人熟知
问:“周期率”这个问题的提出后,在延安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当时的社会,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据悉,毛泽东受这场对话所感召,连夜召集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开会,予以讨论。
7月5日,父亲等人一行从延安回到重庆,友人一一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为作答众友,父母闭门谢客数日,由父亲口述,母亲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重庆等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人们争相传诵,很快被抢购一空,后来加印数次。里面所记载的“黄炎培周期率”的故事也被人熟知。
《延安归来》亦改变了我家命运
但这本书却改变了我家的命运。1946年1月26日,匪特抄袭了我们家。当时父亲在参政会开会,母亲正怀着我。民盟和中共代表对此坚决抗议,《新华日报》头版报道并发表社论讨伐当局。2月,父母率全家重返阔别九年的上海。3月25日,仅在母腹中8个月的我便早产降生,只有3斤多重。
自延安归来后,父亲与中共的交往日益频繁。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父亲到机场迎送,又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与国民党却渐行渐远。
父亲早年曾被国民政府通缉抓捕。那是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屠杀。由于父亲拒绝在职教社建国民党支部,惹恼了国民党,以“打倒学阀”名义对他通缉抓捕。50岁的父亲欲逃西伯利亚不得,躲在日本占领下的大连,幸得邵力子等人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转圜,当局最终解除通缉,返回故土上海。然而,中年的父亲内心深处却留下国民党当局迫害的阴影。
1948年,国民党拉上左舜生的青年党、张君劢的国社党等第三方的右翼势力召开伪“国大”,父亲和张澜、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拒不参加。在当局即将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进行通缉,几万盟员生命受到威胁的关头,父亲不顾自己已70高龄,代表年迈体衰的张澜,挺身而出,带领罗隆基、叶笃义来到南京,奔走于金陵城下,凭他几十年赢得的社会声望力压当局,最后民盟代以“自行解散”,数万盟员的生命得以保全。
因为父亲的种种举动,终于被当局列于杀害名单之首。我父亲和母亲起初躲到浦东乡下,但不能摆脱。于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出走上海。当时我家弄堂口有特务日夜监守,我姨母姚荇绚带着我和二姐丁丁在上海常熟路116弄7号家里,佯装大宴宾客数日,其间父母携我大姐当当佯称去永安公司购物而逃脱,次日坐轮船赴香港,虎口逃生。然而我姨带我及二姐等,一时成为警特监视的人质,他们在弄堂里设岗,持枪紧盯我家。当局后来抓捕了我二兄黄竞武,于上海解放前数日活埋。
“周期率”被打入冷宫
五十年代初,在内务部的部务会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在向干部做报告时引用了父亲的“周期率”,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都应该进行民主监督。不想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诘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责问谢老:“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一连串提问完全符合当时的逻辑,谢老猝不及防,欲加解释却也只能“守势”,也不甚合拍当时的主流语境。
然而事情未到此算完,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将此事上报中央领导,此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老,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对话——这段曾震惊中共,影响全国的对话。
“周期率”对话本身成为不合时宜的信息无意有意地传递给了父亲,父亲心知肚明这一变化的缘由,只能违心接受,违心宣告周期率问题已由中共解决,从此不再谈论这一题目,周期率一时淡出舞台,竟成为“不合时宜的禁区”。
只是到了文革之后,十年浩劫的现实逼迫文革中保存下来的第二代领导们反思,他们不约而同想起了“黄炎培周期率”,在老人的回忆录中回忆和引用。而深知父亲心思的文革后存留的父辈友人孙起孟、孙晓村、胡厥文等人在正式出版父亲的遗作《八十年来》时,有意识地把父亲的《延安归来》附在全书末尾,从而把父亲生前最后时刻很想对毛泽东讲而未能讲出的“周期率”对话再次端了出来,从此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为人传颂。
父亲未隐瞒观点,讲出了真话
问:您父亲在解放后坚持讲真话、做诤友,一度在毛泽东身旁扮演魏徵般的角色,可否讲讲建国后,您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
答:解放后,父亲秉持与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业已建立的信任与友情,坚持讲真话。对于征粮、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及后来的统购统销等,他都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去南方视察,看见许多水乡遭填埋,遂向毛泽东反映此事。后来毛泽东亲自下令保护周庄等名胜,今日的周庄已成为公众热游的景点。
毛泽东还向父亲征求对抗美援朝的意见,父亲告诉毛泽东:“实在要出兵,就叫志愿军吧!免得与美国正式宣战。”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宣布以“中国人民志愿军”名义出兵朝鲜。
1950年2月2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关于土改与征粮工作会上,父亲指出农村工作中高征购逼人自杀等现象,他的尖锐发言使在座的昔日“西南王”龙云闻之胆怯。龙云对旁人说:“料不到中共统治下有人敢这样说。”父亲的意见最终被部分采纳,这反映在3月1日公布的《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中。但他仍不满意,又将意见直接提给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毛泽东,在4月8日的颐年堂会议上大胆谏言。4月17日,他将意见写成3000多字长信寄给毛泽东,用词尖锐,如“财政在好转,人心在恶化”,“以前电影放映毛主席像时掌声雷动,现在不比以前了”等。之后,父亲又得到荣氏家族两家工厂倒闭等消息,他心中焦虑,于4月19日、20日两天夜里爬起来向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写信告急。父亲的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4月26日,毛泽东约见父亲,二人交谈长达两个半小时,一一讨论父亲信中所提建议,临别时毛泽东又嘱父亲,若言有未尽之处可再提出。
4月29日,父亲按毛泽东所嘱,又写了长达44页共7000字的长信,发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四人。加上之前给毛泽东一封3000字信,给陈、薄的两封信,共计万言之多。在这封信中,继之前给毛泽东信中提出“派员下去、县干部轮训、设外县人为副县长、搞好县人民代表大会、加强监察”五条建议之后,父亲又提出五条:重审税种税率,开放生产性贷款,扩大向国外开放,农村有灾必赈,发布文告、纠正错误、宣告新措施。这十条建议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权建设的意见。1950年5月30日,政务院通过夏征公粮的文件,采纳了父亲的一些看法。如果说父亲给毛泽东的前一封信涉及的是制度建设、政治体制,那么后一封信则涉及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资外商、私营经济、农业与手工业等等。这两封信反映了从事教育、经济、政治活动几十年的父亲的经济理念,实际上也是他所主张的新中国经济政策。60多年后的今天,父亲的这些思想与主张已被历史所认可,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现实。
土改之中,父亲也为一些过火行为上书毛泽东。毛泽东寄给父亲土改材料,意在批驳父亲意见,并介绍华东局负责人陈丕显与他交谈。1954年搞统购统销时,从小生长在农村的父亲也有所顾虑与保留。总之,在有关民众福祉的大事上,父亲未隐瞒观点,讲出了真话。
全家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
问:反右以后,您的一家遭受了非常的磨难,七个家人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在此段岁月中,您和您家人有着怎样的遭遇?
答:反右前的某夜,毛泽东曾召父亲和陈叔通来中南海谈话。毛泽东对民盟在整风中的表现表示反感,对其领导不满。毛泽东当场提出,要父亲回民盟去,接替当时沈钧儒所担任的民盟中央主席职(张澜于1955年病故)。父亲当即婉拒。显然,反右前夕的这场深夜谈话不是叙旧,也不仅是吹风,而是实施领袖心中的战略部署。对此,久经风雨的父亲心中清楚。但他不肯接受,不肯对老友落井下石。毛泽东此部署遭到搁浅,当然不快。不用说在党外,就是在党内,敢对毛泽东抗命不从者都凤毛麟角。
整风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当时饥荒和救灾,父亲发表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解放前曾与李宗仁、白崇禧共同主政广西多年的黄绍竑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因而此会被称为“双黄会”。之后不久,黄绍竑被打成大右派,用一位民建老领导后来对我所说的话,“批判的炮火绕过了这个黄(炎培),打在了那个黄(绍竑)的身上”。“文革”中,黄绍竑被整至死。
反右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文革”后回忆,父亲当时对反右运动提出了不同意见,李维汉得知后十分紧张,顾虑会波及父亲,让孙起孟劝他赶快“闭嘴”。
毛泽东对父亲是先恭后倨。反右期间,我三兄黄万里被打成清华大学大右派,之后四兄黄大能、五兄黄必信、长姐黄路、四姐黄素回及其曾是地下党的丈夫、二姐黄小同之长子,都陆续戴上“右”冠,全家七个右派,黄小同则因笃信基督而被内定为反革命。当年我在读小学,年纪小而未被波及,但我上中学后即被有关方面下令,不准我入团入党。
全家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这就是我家最真实的写照。
然而对于父亲而言,七个子女亲属打成右派外加一个反革命的政治压力,并未让父亲本人知晓。我母亲把信息瞒了下来,不告知父亲,我兄姐们也大多不对父亲去说,父亲只知自己两个儿子黄万里和黄大能被打成右派。当获知万里被打右派后,父去责问毛,毛回答父亲:你家也分左中右呵!之后又告父亲:你儿黄万里的词《贺新郎》写得好,我爱读!父亲回家告之万里兄,万里不知奉迎,不领圣赞之情而专写一《贺新郎》词赠毛,却反其道行之,呈上中央几万言书申诉三门峡之害,当然不仅摘不掉右冠,且遭受更重批判。
临终前的“周期率”互动,父委婉再提
问:您父亲的一生,与毛泽东有过很多次书信往来,甚至在临终前仍有书信交流。在您父亲临终所著的《八十年来》中,特意提到了当年赴延安时毛泽东对他所说的“我们很愿意向老百姓学习”这样的话。您父亲为什么要提起这样的话?毛泽东又是如何回应您父亲的呢?收到回复之后,您父亲又何反应呢?
答:从1949年父亲与毛泽东开始书信往来,至1963年秋他俩最后一次通信,父亲共寄给毛泽东八九十封信,收到毛泽东60封亲笔函。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年,有时候一个月要写两三封。有的信洋洋几千字,有的信则只有简短的问候。
1958年10月,已经逐渐淡出现实政治的父亲踏入了80岁,他决定动笔撰写其人生回忆录,计划写80万字。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里,父亲要为己“树碑立传”,无疑是不合潮流的。多番周折,多方斡旋,几年下来终算达成妥协:由父亲口述大意,由时任民建秘书长的孙晓村等协助,民建李文杰执笔。其间反反复复,当时已经距离“文革”不远,文字处处要合拍主流政治,时时要符合阶级斗争语境,此时成书当然扭曲走样。到1964年完成,成文仅8万字,只做内部印刷,不公开出版,取名《八十年来》。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已非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万言上书慷慨陈词时的语境,更不是1945年在延安对话周期率的状况。有意思的是,在《八十年来》初版的最后一节中,父亲专门提起当年赴延安时毛泽东对他所说的“我们很愿意向老百姓学习”、“愿意使有书本知识的人,回到实际工作中去”、“我们自称知识阶级,实则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我们多一点”等三句话,偏偏不提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周期率对话。这恰恰证明父亲确实想到了当年的周期率话题,而且很想要在即将告别人世之前最后一次提及,但当时整个社会已陷在浓重的阶级斗争潮流与氛围之中,“文革”之声日益逼近,于是来了个只提延安其他对话,不提周期率的委婉曲折办法,以点到为止代替全盘端出,提示毛泽东。难哉父亲!智哉父亲!用心良苦,待花甲之年我才渐有所悟。
父亲给毛泽东寄上《八十年来》,为此写出有生之年给毛泽东的倒数第二信。之后由于未收到毛泽东的答复,认真的父亲又寄出一信,即他有生之年给毛泽东的最后一信。信上来便说:“二月廿一日自杭州上书附政协为我打印的《八十年来》上卷,公余盼赐教。”连续收到两信的毛泽东,亲笔写出了他十几年来给父亲的60封信中的最后一封:“前后两信,并附著作、报告数种,均已收到,至为感谢。《八十年来》一书尚未卒读,其余均已看过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然而寄出此信之后,他阅读了该书。据毛泽东晚年身边的图书管理员讲,毛泽东不仅用心读过,而且在《八十年来》上用黑铅笔画了道道。1964年,毛泽东当面告诉父亲,已阅读过他的《八十年来》,但未置任何评论。此时的毛泽东以不言对答父亲之不言,以“已读过”对答父亲之“盼赐教”,以不置评对答父亲提及当年延安对话却不提周期率内容本身的提示。
父亲与毛泽东相识相交20年,不管政见如何,不管父亲有时所提意见如何尖锐,两个人之间,无论见面还是通信,总算客气相往,维持到最后。1965年底,父亲去世,毛泽东送来挽联。
今日我们有理由推论,百忙中的毛泽东认真阅读《八十年来》时,恐怕不会没想到20年前与父亲的周期率对话,他或很想知道,当年提出这一颇具挑战性话题的父亲,临别人世时留下什么话!而处在环境、语境已大不同于过去的父亲,只能用这样一种特珠的方式,提示为政者去作一番回忆与思考。他相信毛泽东会想起周期率,思考周期率,因为人终会敬畏历史,敬畏未来。
毛泽东喜欢父亲的诗词、书法。上世纪50年代,父亲几次赠给毛泽东自己的书法作品,如苞桑集以后诗选、手术后诗、中共八大贺诗、国庆十周年庆贺诗等,毛泽东则亲笔书写自己的诗作《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等回赠。后来,荣宝斋将毛泽东书写给父亲的诗词墨迹拿去,制成拓片,在1957年元月号的《诗刊》上发表,从此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毛泽东的管理员也讲,毛泽东喜欢父亲的书法,长年保存并不时拿出来欣赏。至其去世,在他的游泳池书房内,还存放着父亲赠他的诗词册页和《八十年来》。
毛泽东去世时已是1976年,距父亲去世已经11年光阴了。我们无法知晓,当经历了动荡的“文革”十年,当毛泽东年老体衰,咏毕《枯树赋》等诗词之余,面对父亲的书,面对父亲的诗词墨迹,能否再次想到30年前的周期率对话?更无法知晓,若他又一次想起这一对话,会是何想法?
倒是临终前的父亲,在他去世半年前写下了他一生写下的数千首诗中的最后一诗,道破了彼时他的心境:
真心悔改又何求,昨日之口永不留。
双捧赤心为党国,雪端百札自千秋。
此诗写于1965年3月8日,其时离文革已仅余年,已是黑云压城,风云雨来之势。黄炎培临终好一个“雪端百札自千秋”!竟与毛泽东词“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与刘少奇临终语“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何其相似乃尔!最后又都回到了历史,回到周期率。父亲用诗,在与世人,在与毛泽东,做人生最后的互动,做出最后的表态。
秉国之钧,四方是维
问:提到您父亲,就不得不提到您母亲。您母亲的一生也紧紧与“周期率”相连。您母亲不仅是周期率的执笔者、传播者,更用生命验证了“破解周期率之难”。您母亲在您父亲去世后,遭受什么样的厄运?
答:我的母亲姚维钧,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镇。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做饭还是看护妹妹,手中老是捧着书。她原名薇娟,后改名“维钧”。(出自《诗经·小雅》)1949年3月26日,应毛泽东的邀请,父亲偕母亲来到了香山双清别墅。父母刚一下车,毛泽东就向母亲伸过手来:“姚维钧女士!”毛泽东对母亲说:“你的名字好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
母亲于江苏省立淞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毕业后在沪从教。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不肯做亡国奴的母亲泪别自己的母亲,只身跋涉,辗转港穗,到达贵阳,先求学在贵阳女师,后考入大夏大学。
黄、姚邂逅之后,母亲以《沁园春》表达自己的心境寄给父亲:“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聊酬壮志,别开新境,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窠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父亲亦认真以诗词应答。双方未曾谋面,更未曾约会,却百余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彼此相交、相知、相熟、相恋,情意渐浓。7月26日,二人分别在渝(重庆)、筑(贵阳)两地,同在月圆之下写下《灵珰诗》,订下百年之好。父亲还特意为此成文《论家庭再造》。1941年8月上旬,母亲毕业后来到重庆,16日二人举行婚礼,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等参加。父亲当场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其中有“佳人易得,同志难求”之语。
父亲与母亲,即是爱人也是同志。1945年,父亲从延安归来口述的《延安归来》一书,即是由母亲执笔整理而成的。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后,父亲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姚维钧一直陪伴他,共度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1948年姚维钧的40岁生日之际,黄炎培感激地写下贺诗:“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1954年8月16日,父母共同生活13年后,父亲特意定制一部紫红色纸夹,封面写下“灵珰百札”,并重新抄录了当年二人书信中的几十首诗词,与当时互通的107封情书及国共和谈时父亲奔赴南京后的二十几封家信一起放入其内。1968年母亲含寃去世后,我一直保存在身边40余年,随我上山下乡,伴我到大洋彼岸留学。2008年,我开始整理“灵珰百札”,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取名《灵珰百札:黄炎培姚维钧情书家信集》。
母亲用生命证实破解周期率之难
然而,在父亲去世仅半年后爆发的“文革”中,母亲成了父亲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1月结束了她不到59岁的生命。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姑且不去推测,父亲与毛泽东在各自的晚年是如何回首早年的这段对话,然而,对母亲而言,其执笔的这段伟大对话,却被执笔人献身的事实不幸而言中了!执笔人的被害身亡,以生命的代价,“验证”了其执笔的周期率!更再次以生命的代价,证实了破解这一周期率之艰!之难!
然而,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母亲依然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写道:“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在告别人世之际,母亲仍无忘、无悔、无改她和父亲早年的政治抉择,以至在颠倒与迷乱的现实面前,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用奉献生命来唱和其早年的一腔热血,用生命的符号来落幕其悲壮的人生!“文革”中我家除母亲被整至死外,我五兄一家三口也死于非命。
从1946年父亲与毛泽东对话周期率半年多后我家被抄、以致母亲早产我早生,到1949年父母逃亡后我落为反动派枪口下的“人质”,再到我家七人被打成右派,以至最后我的母亲、兄嫂、侄女惨死“文革”,均系我家对历史的付出。5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那个时代,回想起寒风凛冽中母亲告别人世的京城冬夜,两鬓灰白的我仍不禁心灵为之一颤!
时过境迁,可以告慰父母的是,“文革”之后,中共领导曾多次在公开与私下等场合给予父亲好评。胡耀邦写信支持恢复“文革”中遭关闭的中华职教社,并为其题字,邓小平亲准父亲在美国的曾孙归国考察。陈云、彭真、邓颖超都给父亲题字。江泽民为中华职业学校题字。1982年职教社立社65周年会,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称父亲为中共的“诤友”。1987年举行纪念父亲110周年诞辰,习仲勋又一次代表党中央给予好评。在酒会上,习老对我讲:“你爸是好人!” 1989年我留学归来,他又极表关切之情。2002年习老去世,我两度赴习家致哀,又到八宝山送别老人。
现实意义,世纪难题
问:今年是“黄炎培周期率”诞生70周年。这些年来,“黄炎培周期率”已经是一个传播率非常高的词。经过这70年风雨,您认为,如今重提“周期率”的意义何在?
答:“黄炎培周期率”诞生于七十周年前,今年也恰是父亲去世五十周年整,过去七十年历史演变,使得这段本来已被人遗忘、被人有意无意冷落、被人打压的对话,竟从历史的故纸堆中破尘埃而出,为今人传颂,为今人重视,为今人关注,绝非偶然,应是这段对话的生命力所在。从它诞生之初轰动政坛到后来被打入冷宫,从被冷落被打压被遗忘到重新拾起以至被人传颂,这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时代的前进!
这一周期率引起今人热议,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这说明“周期率”所反映和涉及的问题并未解决,离七十年前毛泽东和黄炎培都认同的克服这一周期率的答案还有相当距离。从这一角度讲,“黄炎培周期率”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世纪难题。
(黄炎培女儿黄当时、黄丁年和杨晓娟、戴艳芬等人均对此文有贡献)
来源: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7-09-25/66295.html
中国共产党对破解历史周期律的探索与实践
苏希胜
2019年10月15日15:1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华魂》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来源: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9/1015/c85037-31401607.html
1945年7月初,时任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同志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并认为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一周期律。黄炎培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数千年具有规律性的重大社会历史现象;他询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一周期律,实际上就是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破解中国历史上存在数千年历史周期律的重大课题。
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局部执政起,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始终高度重视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进行了坚持不懈、卓有成效的探索。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探索,对新时代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人揭示了中国社会存在数千年历史周期律的必然性及其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是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的伟大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从建立第一个国家距今4000多年间,经历了20多个朝代,先后产生过中央政权和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它们长的存在达500多年,短的仅有10多年,不同程度地推动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接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中华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中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社会历史现象。如何认识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共产党取得局部执政地位以来,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广大党史学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认识和观点。
第一,人民群众是创造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仅维护着国家的统一、主权、安全和民族的团结,而且推动着自身的解放、社会的变革、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无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当他们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时,领导人民群众推翻旧政权、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只要方法得当,一般都会取得胜利,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否则就会起阻碍作用,人民群众就会起来把其推翻。这种社会现象周而复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反复更替和社会变革,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人民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人民的智慧、意愿和力量形成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历史的规律。
第二,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出现历史周期律是必然的。中国自原始公社解体阶级产生以来至新中国建立数千年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剥削阶级始终居于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既有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定程度的合作,更多更长期的是二者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一般来讲,夺取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执政的初期,与人民群众在有些问题上一致与合作的成分较多一些,经济社会发展会出现上升态势;但随着统治阶级执政地位的巩固,执政时间的延长,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对立斗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最终必然导致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和旧的统治集团的灭亡。这种社会现象循环往复,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数千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第三,任何剥削阶级的政治集团不管执政时间长短最终必定走向灭亡是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的。无论是剥削阶级的领导集团夺取政权,还是农民出身的领导集团夺取政权,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在一段时间内,都会采取一些顺应民意的举措。随着执政地位的获得,农民阶级出身的领导集团也或快或慢地变成剥削阶级。由于剥削阶级的本性,中国历史上的执政者不可能摆脱谋取一阶级一集团或个人特殊利益的局限,更不可能控制与革除统治集团走向腐败的问题,因此,在共产党执政以前的任何剥削阶级的政治集团执政后不管执政时间长短,最终走向灭亡是必然的。这是与人民根本利益根本对立的统治者迟早会被人民群众推翻的必然结果,也是统治阶级自身腐败的必然结果,更是剥削阶级的执政集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影响和制约自身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因素
1945年7月初,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问题时十分自信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自遵义会议后一方面领导全党全军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迅速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的新型人民政权,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教育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当好人民公仆,接受人民监督。同时,一旦发现党内和政府中的腐败变节分子立即依规依法予以严惩。这些举措,使新型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和壮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大力加强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领导全党适时开展了“三反”运动,果断处置了刘青山、张子善违法犯罪案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深刻长久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认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强调,“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同志指出:“如果不注意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也会蜕变,丧失人心。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
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同志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中指出:“一个政党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党的先进性面临着新的历史考验。”特别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大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明确提出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用政治建设统领和带动其他各方面建设,大力加强党的理想信念教育,努力传承红色基因。另一方面,带领全党铁腕反腐,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指出:“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通过学习党的历届主要领导同志的相关重要论述和实践,对影响和制约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因素可以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影响和制约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因素存在于共产党内部。这就是,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未来事业发展中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根本保证;保持纯洁性,是共产党始终不变色、不变质、具有生机活力、赢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基本条件。共产党做到这两个保持,必须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即:党在领导人民坚持与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必须依据时代的特点和国内外形势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做到与时俱进;在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奋斗目标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绝不能有任何的改变和动摇。
维护和支撑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根本力量是人民群众。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党的执政能力,说到底,就是我们党为人民、靠人民治国理政的能力。共产党必须始终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共产党如果离开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和监督,执政地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必然走向垮台。因此,党群关系是最大的政治,党能否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执政地位最根本的考验,党脱离人民群众是最大的危险。党内腐败,是长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不仅严重破坏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及党的生命,而且是对人民利益最严重的侵害,对党群关系最大的破坏,是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最大障碍,反腐败斗争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关键是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党中央。这个党中央必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创新发展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领袖集团;必须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成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必须是具有卓越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紧密团结、清正廉洁、获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的领导集团。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中,还必须有一个履行党中央重大决策的政治局,特别是必须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和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必须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家,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引路人。全党同志必须自觉维护这个领导核心,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最高政治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宝贵经验
共产党在总结战争年代局部执政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执政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探索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宝贵经验。
——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只有如此,共产党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为此,共产党必须在未来征途中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积极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确保伟大梦想的实现。并在推进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推进伟大工程建设,使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党的政治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灵魂,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对未来的追求、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理想信念的树立与坚定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通过长期刻苦学习、坚持不懈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实践锻炼取得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我们党的看家本领、拿手好戏,是各项工作的生命线。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完成了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极其艰巨伟大的任务。其中就有政治思想教育的功劳。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单位在一段时间内放松了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一些党员干部丢掉了理想信念,甚至走向了违纪违法犯罪的邪路。这从反面证明了,党的政治思想教育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放松,只能加强。
——必须始终如一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生命之根、力量之源,共产党只有深入群众之中,倾听群众的呼声,反映群众的意见,汇集群众的智慧,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团结带领群众一道前进,才能使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在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大大增加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则是严重破坏党群关系的大敌,必须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进行整治,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真正尽快得到发扬。
——必须坚持以规治党和以德建党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同时,还要看到,任何制度不可能把每一位党员的言行都规定得完美无缺,而且任何制度的贯彻执行都与党员的思想道德水平紧密相联,因此,在坚持以规治党的同时,必须坚持以德建党,并使这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
——必须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科学的监督体系。监督是推动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和手段。共产党欢迎监督,是共产党博大胸怀和崇高品格的体现;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是对共产党真诚的信任和拥护。共产党不仅要在被监督中发展壮大,而且与监督者在实现共同命运中密切关系、共同前进。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执政的共产党和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监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特别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一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民主,在全党全社会形成人人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人人敢讲话、敢讲真话的浓厚氛围。二是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接受监督,以上率下,并形成制度。三是充分发挥党和国家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大力加强并积极协调法律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并成合力,特别要充分运用新兴媒体手段加强舆论监督,这是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透明度高、作用大、深得群众拥护的主要监督手段。
——必须坚持不懈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是决定我们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铁腕反腐,不仅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而且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信心。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斗争重要思想和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决策,积极推进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一定能够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律创造出更多的有利条件。
——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任何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都处于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在当今世界,中国已广泛融入国际社会,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形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尖锐复杂,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核心仍然是政权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向党和人民发起进攻的主要手段是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宣扬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腐蚀年轻一代和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不断增强政治鉴别力,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使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确保马克思主义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指导地位。
四、中国共产党认识了自身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长期性、艰难性、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
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就是从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开始,到团结带领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过程中,始终处于执政地位,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问题。因此,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奋斗过程,其间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这一过程的长期性是由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历史使命,而实现这一理想和使命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要把这一过程看短了。这一长期的过程,共产党始终面临着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严峻考验。
这一过程的艰难性是由共产党完成历史使命中面临的艰难困苦和多方面挑战决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其间不仅要探索和解决各种未知的领域和难题,而且要战胜来自社会、自然和自身的各种困难、障碍和挑战。其艰难性前所未有。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特别是,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因此,“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
这一过程中共产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不确定性是由共产党未来发展变化的两种可能性决定的。共产党未来长期执政的过程,就是共产党面临的内外各种矛盾相互斗争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愈来愈强大;二是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迅速滋长并严重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共产党执政70年来,已经为长期执政积累了宝贵经验,党内积极力量始终占主体地位,当代共产党人有决心希望出现第一种结果。但共产党在未来发展中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还要看未来党的建设的状况。因此,全党同志必须长期树立忧患意识、风险意识,长期树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意识,长期树立艰苦奋斗、改革创新意识,长期树立自我革命意识。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要面对党执政70年的巨大成就而自满自足,又不要因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而丧失信心,而应接过前辈传给我们的接力棒,以对党、对人民、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为跳出历史周期律打下坚实基础。
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积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大力在共产党内建设一支忠诚于党和人民宏大的、具有生机活力的、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的,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革命家和各方面专家组成的高层领导骨干队伍。
另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把反腐败斗争贯穿于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全过程。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斗争来对待,深入研究和把握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坚定信心,抓住重点,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继续强化和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举措,标本兼治,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树立打铁还要自身硬的理念,发扬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精神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对于党内任何人不管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关系多么复杂,只要违犯党纪国法都能依纪依法严惩。这种做法,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共产党一定能跳出历史周期律,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来源:《中华魂》2019年第10期
(责编:吴兆飞、任一林)
相关专题
· 期刊选粹
历史周期律
百科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6%E5%8F%B2%E5%91%A8%E6%9C%9F%E5%BE%8B/7526476?fr=aladdin
“历史周期率”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中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中文名 历史周期率 定 义 国家政权循环呈现的周期性现象 提出时间 1945年
目录
1 规律
2 背景
规律编辑 语音
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1]
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在当时乱后思治的中国,是必须补上公平这一课的。孙中山先生尚且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1949年只能做得比中山先生更好。只有补了这一课,中华民族才能摆脱1840年以来的动荡岁月,休养生息,走上复兴。同历史上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新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还需要补“现代化”这一课。在强敌虎视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迅速建立现代工业,而这需要大规模的、迅速的积累。如何在低水平的基础上既能实现工业积累,又能实现大多数人的公平,是当时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还有,建立新体制的那一代人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几千年中国历史中,那种“公平—不公平”的周期循环,也许在他们心中形成了一个难以排解的历史之结;他们透过治乱更替的历史风云,也许看到了公平在中国治乱中的作用和分量,知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从而力图寻求一种能够确保公平的体制,来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来避免历史周期的重现。
这种历史因素交互作用,就形成了以政府调动资源为手段的,以公平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可能实现资源的集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中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积累过程,同时保证积累的财富被用来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这种高速度的积累显然是以压制消费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尤其是分配的公正,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当时对公平体制的选择,不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
通过公平的体制来避免历史周期,这也许就是以毛泽东先生为代表的一代人所做的历史探索。如果我们把那场变革放在历史的长周期中来看,是不是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它为中国彻底摆脱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值得后来者深思,值得后来者的后来者更加深思。 [1]
背景编辑 语音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毛泽东与黄炎培: 跳出“兴勃亡忽”周期律
黄炎培: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
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我们为什么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
海外网
发布时间: 2021-10-22
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291697945496990&wfr=spider&for=pc
原标题:我们为什么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
7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里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讨论有一段“窑洞对”的故事为人熟知。当时黄先生问毛主席,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主席鲜明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7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用民主实践的丰硕成果可以欣慰地告知前人、告知世界,我们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解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摆脱国家治理治乱兴衰的历史循环,至少有三点历史的结论。
一是始终不渝坚持民主理念。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的旗帜,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也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全过程。一百年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艰苦卓绝地探索实现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
二是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创造性地形成确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有效保证了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三是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深化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过程人民民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成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现了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理念、制度、道路的相伴相生,形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强大合力,彰显了中国式民主政治的巨大优势。70多年来,我们党以民主开新路,及时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制度选择是这样,发展民主政治亦是如此。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有底气、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质和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我们也完全有信心地回答,几千年来那种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在新时代的中国绝不会重演了。
新中国70年经济波动的周期划分、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上)
文 /陈乐一 石磊*
来源:https://www.sohu.com/a/349546057_485176
【提要】利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波动进行周期划分,这期间共经历了10轮完整周期,目前正处于第11轮周期中。从整个波形来看,波动趋于平缓,呈现收敛态势。其中,扩张期与收缩期比率逐渐增大,波动幅度逐渐减小,扩张阶段是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状态,扩张阶段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逐渐增强。本文进一步从制度、政策、供给和需求四个方面构建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分析各类外生冲击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冲击和需求冲击在扩张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制度冲击和供给冲击在收缩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明显。最后,为缓解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本文提出几点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经济周期波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波动特征;影响因素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攻坚克难,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大势,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实现了由经济小国向经济大国的转变,并正在迈向经济强国。然而,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深度调整的现实,各种不确定性风险也在积累,我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波动。经济的大幅波动会增加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降低经济效率,从而导致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研究我国过去7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把握中国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分析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挖掘背后的驱动因素,能够为政府把握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规律,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动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和理论参考。
关于经济周期波动的研究,现有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在周期划分及特征分析方面,学术界通常利用GDP增长率数据,采用“谷-谷”法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划分,以此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率的大小、周期波动的波峰与波谷、不同周期阶段的持续时间来刻画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认为经济制度和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有重要作用,同时,还有一些文献提出投资波动、政府支出波动、净出口波动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型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密切。在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国内外学者通常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景气分析法以及调查研究法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其中,Hamilton(1989)提出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为分析经济周期波动中的非对称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从以往的研究经验来看,
第一,大多数文献采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研究经济周期在各区制的转换特征以及预测经济走势,但是,鲜有文献从长期角度利用该模型所估计的平滑概率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划分。
第二,传统的计量模型施加了严格的线性约束,无法解释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以及稳定程度在不同周期阶段的非对称性。第三,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个单一要素,对多要素的综合影响解释不足。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做了以下拓展:
(1)利用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结合中国1953-2018年的年度GDP数据,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性,在模型估计的基础上,利用平滑概率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进行划分。
(2)综合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扩张期与收缩期比率、波动幅度以及扩张期和收缩期的非对称性等特征。
(3)从制度、政策、供给、需求四个方面构建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全面分析不同周期阶段内各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效应,探讨不同外生冲击如何影响经济周期波动。
二、新中国70年经济周期的划分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949-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1953年起才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因此,我们实际上分析的是1953年以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借鉴Hamilton(1989)的做法,本文构建Markov区制转移模型,采用1953-2018年的实际GDP增长率数据,通过H-P滤波方法将实际GDP增长率(yi)分解成趋势成分(yT)和周期成分(yc),对周期成分数据采用马尔科夫方法,具体形式如下:
(1)
其中,yC表示实际GDP增长率的周期成分,v是截距项,p是滞后阶数,εt为随机扰动项,It-1代表t-1时刻的信息集,模型的截距项、系数和方差依赖于状态变量St。假设St具有 m个区制,分别代表经济处于m种不同的区制状态,{St}服从一阶Markov链,不同区制之间的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可以表示为:
(2)
其中pij为状态变量St从t-1时刻i状态转移到t时刻j状态的概率,即:
(3)
Hamilton和Krolizg(1989,1997)利用EM算法对马尔科夫转换方程(1)采用极大似然估计,得到方程(1)和方程(2)中未知参数的值以及各区制的平滑概率,以此来划分经济周期和分析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下的非线性特征。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8》。
(二)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1中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可知,实际GDP增长率yC为平稳时间序列,可以进行马尔科夫区制转换估计。文章根据LogL的值和AIC准则确定模型形式为截距项、回归系数和方差均依赖于状态变量St,滞后5阶的“两阶段”Markov区制转移模型。根据表1的线性检验结果可知,LR统计量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线性关系的原假设。根据区制转移特征,将中国经济波动周期划分为两个区制,区制1表示“收缩阶段”,区制2表示“扩张阶段”。
根据平滑概率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波动幅度很大,经济处于收缩状态的概率较大,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较短,改革开放后波动幅度逐渐趋缓,经济增长主要处于扩张状态,经济周期持续时间也较长,尤其是1991年之后的周期波动幅度小、持续时间长。基于平滑概率图,我们可以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峰和波谷,其中波谷分别为1957年、1961年、1967年、1972年、1976年、1981年、1986年、1990年、2001年、2009年,波峰分别为1956年、1958年、1964年、1970年、1975年、1978年、1984年、1987年、1992年、2007年。
表1 GDP增长率的MSIAH(2)-AR(5)主要参数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小括号内数字为参数样本标准差。
(三)经济周期划分结果
根据对波峰和波谷的识别结果,我们结合“谷-谷”法,可以将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10轮完整周期,目前正处于第11轮周期中:改革开放前的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7年、1968-1972年、1973-1976年。改革开放后的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2002-2009年、2010年至今,具体划分见表2。由表2可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波动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6年,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90年代的周期平均长度为6.25年,21世纪以来的周期平均长度为8年,这三个阶段的周期平均长度逐渐增加。这一划分结果与刘树成(1996、2000)利用实际GDP增长率划分出的经济周期基本一致,由此表明利用平滑概率不仅可以对经济周期进行阶段划分,还可以明确各年度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概率值的大小,刻画不同周期阶段的非线性特征。因此,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周期划分方法。
三、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分析
根据前文的模型估计以及周期划分结果,接下来从扩张期与收缩期比率、波动幅度、扩张期和收缩期的非对称特征来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一)经济周期波动的扩张期与收缩期比率呈增大趋势
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指标。根据表2可知,在改革开放前的5个周期中,扩张期的平均长度为2.2年,收缩期的平均长度为2.4年,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为0.92。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90年代的4个周期中,扩张期的平均长度为3.25年,收缩期的平均长度为3年,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为1.08。21世纪以来的扩张期平均长度为6年,收缩期平均长度为2年,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为3。这三个阶段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逐渐增大,且改革开放后的两个阶段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均大于1。改革开放前后三个阶段的周期平均长度、扩张期与收缩期比率均逐渐增大,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扩张的持续性逐渐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程度逐渐提高。
表2 1949-2018中国经济波动的周期划分与周期长度
表3 1949-2018年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峰谷落差
表4 概率转移以及平均持续时间的估计结果
(二)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呈减小趋势
对于波动幅度的衡量,我们采用峰谷落差这一常用指标加以刻画。根据表3,从各周期的峰值来看,改革开放前平均峰值为16.5%,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90年代的平均峰值为13.2%,21世纪以来的平均峰值为12.4%,改革开放前后三个阶段的峰值都处于高位。从各周期的谷值来看,改革开放前平均谷值为-5.3%,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90年代的平均谷值为6.6%,21世纪以来的平均谷值为9.1%。由此可知,改革开放前后三个阶段的峰位逐渐下降,谷位逐渐上升,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盲目扩张性在逐渐下降,抗衰退能力在逐渐增强。在峰谷落差方面,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平均峰谷落差为21.9%,各周期的峰谷值差距较大,波动幅度较大,波动较为剧烈。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90年代的平均峰谷落差迅速降为6.7%,21世纪以来的平均峰谷落差为5.1%。比较而言,改革开放前的波动较为剧烈,尤其是第2轮周期的波动幅度最大。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后三个阶段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逐渐减小,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不断增强。
表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6 主要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三)经济周期波动的非对称特征
基于Markov区制转移模型,得到各区制的概率转移和各个区制的出现概率及平均持续期,由表4可知,当处于收缩阶段时,下一期仍然处于收缩阶段的概率为0.31,下一期转变为扩张阶段的概率为0.69,这表明我国经济周期的收缩阶段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制,经济运行存在“跳跃式”,从收缩阶段跳跃到扩张阶段的概率比较大,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当处于扩张阶段时,下一期仍然处于扩张阶段的概率为0.77,下一期转变为收缩阶段的概率为0.23,这表明相对于收缩阶段,我国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较为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在收缩阶段出现的概率为0.25,出现的平均持续期为1.45年,在扩张阶段出现的概率为0.75,出现的平均持续期为4.44年,这表明波动状态在扩张阶段出现概率最大,平均持续期也最长,扩张阶段是我国经济周期的主要波动状态。
由此可见,经济周期波动的持续性以及稳定程度在扩张期和收缩期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日趋稳定,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21世纪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如今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增长阶段的持续性和稳定性逐渐增强。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较低,峰位较高,谷位较低,经济幅度较大,扩张期的长度较短,经济周期的波动较为剧烈,经济运行呈现“大起大落”的增长态势。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90年代,经济步入高速增长阶段,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增大,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波动幅度减小,扩张期的长度延长,经济运行呈现高速平稳的增长态势。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步入平稳快速增长阶段,扩张期与收缩期的比率进一步增大,峰位继续下降,谷位继续上升,波动幅度更小,经济增长在扩张期具有更强的持续性,经济增长更趋于平缓。从整个波形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周期波动逐渐趋于平缓,整体上呈收敛态势。
表7 模型MSIH(2)-VAR(5)参数估计结果
注:根据平稳性检验结果,对gc、Nosw和Open均进了差分处理。
表8 模型MSIH(2)-VAR(2)参数估计结果
表9 模型MSIH(2)-VAR(3)参数估计结果
表10 模型MSIH(2)-VAR(2)参数估计结果
(* 陈乐一、石磊,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中国物价周期波动史研究(1867-1937)”(批号:18BJY172)。责任编辑:崔克亮)
中共能跳出七十年兴亡周期圈吗
2013-10-09 09:49:01|来源:炎黄春秋|我要分享
字体
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
石山
2007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6岁生日,从新中国成立时算起,也已58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一个老党和执政时间较长的党。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抚今追昔,一方面为今日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中国经济和中国模式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认可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对党内现在存在的诸多问题,确有一些忧思。本着居安思危精神与君子和而不同的中国优良传统,特真实地把自己的忧思写出来,既供参考,又备他日查阅。
第一,当前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和而不同是主流还是同而不和是主流?
和与同的关系,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凡是做到和而不同的,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人际关系比较和谐,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反之,一人或一个小集团说了算,不允许有不同意见,人人自危,人际关系紧张,社会生活死气沉沉,实际上是山雨欲来的寂静,是一个闷局,接踵而来的往往是大动乱、大变革。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孔子有感于当时的形势,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标出君子小人之别,用心可谓良苦。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曾希望我国出现一个新政治局面,特点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这种局面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毛选五卷456—457)应该说毛主席这种见解与历史上和而不同的论点,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是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在毛主席的晚年,他领导了反右派、反右倾等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却又背离上述想法,弄得人人噤若寒蝉,全社会万马齐喑,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上冤狱遍中国,他老人家原先的希望完全破灭,教训实在太沉重。
粉碎“四人帮”后,我党领导中国,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大进步,人们的心情变化大,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化更大,这是谁都感觉到的、认可的、拥护的。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可以与乘客随意谈论朝野大事而毫无顾忌,“谤议于市朝”这一喜人局面竟在今日中国出现了,虽然党对它还没有奖励办法。网上议论更是内容丰富生动活泼。
但是,目前党内在和与同的问题上,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以为还是一个应该进一步弄清楚的大问题。形势愈好,我党作为执政党,愈需要清醒。我的看法是,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提不同意见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唯唯诺诺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是实干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还是弄虚作假、耍嘴皮子的人得到重用和提拔?我以为这才是最真实的考核干部的尺度。群众中广为流传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议论,就是不少干部群众给我们的鉴定。现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不讲真话。许多领导干部慨叹:“很难听到真话和不同意见,迎合型干部太多”。下面则慨叹:“讲真话吃亏,不说为佳”。有人反映:现在讲成绩,层层加码,到中央一级成了无限大,完全失真。讲问题和缺点则层层减码,到中央一级仅存空壳,也完全失真。这两个金字塔现象所反映的干部心态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实在太可怕了,其原因更值得我党认真思考。
两种慨叹,一个是想听听不到,一个是想讲不敢讲。本来人们是愿意讲真话的,弄得不敢讲了,根本原因是怕招祸。谁能给他祸呢,当然是各级有权力的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人,能不能听不同意见并择其善者而从之,有不同见解的人能不能受到尊重并受到公平对待。如果社会上因言得祸的事不断发生,当然就没有人讲真话了。粉碎“四人帮”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惨痛教训,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有改进,但不能说已经解决。
一个听不到真话的社会,表明这个社会还是同而没有和。领导听不到真话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说明脱离群众,人们不信任他。我党应该接受教训,并摆脱一切现实的虚假现象,研究群众目前不讲真话和领导听不到真话的现象,找到根本原因,认真解决听真话与讲真话的问题。我希望各级领导干部从自己做起,讲真话,讲到做到,身教重于言教。群众是最有能力区别真话与假话的。“知政失者在草野”,东汉的思想家王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只有上面讲真话办实事,才能换来群众讲真话办真事。
第二,不少干部中的几股歪风冷了许多群众的心
当前,干部队伍中几股歪风盛行。
一是豪华摆阔风。许多政府的“衙门”和官员宅第,愈来愈豪华气派,也愈来愈脱离群众,引起民怨与民怒。群众称“衙门”集中的街道为腐败一条街,称官员豪宅为贪官营。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和干部固定收入,他们不可能建设这样的“衙门”与豪宅,但修成了而且一些贫困地区也这样做了,资金从何而来呢?上级是不管还是管不住呢?这股风看来愈演愈烈,群众的心则愈来愈冷,党政领导的威信愈来愈低。有的群众说,再也看不到“老八路作风”了。这一声叹息包含着无限怀念与无奈,也含着一线希望。
二是迷信风。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报道,有的是调查资料,有的是理论上的批评,说得最清楚的是风水师们。一个调查资料说,有近三成的“县处级”干部迷信相面。《求是》杂志论文,则批评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风水师们讲的就具体多了,“县处级以上干部中,相当一部分有风水方面的顾问,有不少人还聘请专职风水师为他规划”,“风水师和官员们的交易是悄然进行的”。“相较于商人,官员们更想念一些‘玄’的东西”。为了掩人耳目,风水师们不穿唐装,不留胡子,而是西装革履,打扮成一个推销员模样,出入官府和豪宅。官员不直接出面,有商人代办并买单,当然他们得到的更多。外电报道:“迷信风水现象在中国抬头”,或说:“鬼神迷信在中国抬头”。有报道说,有名的大寨大队,现在有人投资3000万元盖一座庙宇搞旅游。一些干部的迷信风与社会上的迷信风,究竟谁影响了谁,它们反映的是何种内心世界?
三是豪赌风。中国的豪赌已“享誉”世界,他们成了许多国家、地区赌城的常客,我国周边国家、地区都建设专门赌场迎接他们。澳门特区的赌场更是内地豪赌者的佳处,有材料指出,澳门赌场内地赌徒占到93%。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金达6000亿元,官员输的钱往往都是公款。商人参赌的也大都是官商,真正的民营企业家以创业为主,很少这样干的。这股赌风使中国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群众的愤怒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应该的。对这股恶风党和政府似乎束手无策。
四是“跑部钱进”风。这已成为潜规则了,下面振振有词。“不跑部就拿不到项目,不用钱就进不了门。跑部钱进是下面的不得已之举,是逼出来的,含着眼泪干的。”送钱已成了一门大学问,神龙见首不见尾,不露痕迹,其妙无穷。比较公开的则是“项目车”是小干部干的,给小单位和个人一个小项目,不用说话就有一辆轿车送上供他使用,油和司机的开支也不用管。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下面的花样就更多了,风气也就愈来愈坏,上面的管理限制办法,永远跟不上形势。
还有一些风,如公款吃喝风、包二奶风、外逃风等等,就不细说了。
上述种种歪风的总的结果是: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的办事能力愈来愈低下,出现了所谓的“体制性迟钝症”,处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酿成民怨甚至民怒,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安定大受影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就充分说明这一点。一是山西黑砖窑事件。人贩子在河南郑州市等地方抓劳力,通过他们的交通线送到山西各地的黑砖窑,强迫劳动,过着非人生活。此事长期存在,两省的有关部门毫无作为,任其胡行,有的基层单位甚至与他们勾结共同作恶。这里的党政机关的无能已到了何等地步,岂仅是“迟钝症”而已。二是太湖兰藻事件,这是自然现象,完全可以预测到,南京市就有中科院的一个湖泊研究所,对太湖当然十分了解,为什么他们的信息就不能进入省市决策领域?太湖水质关系广大群众生活,当地领导却毫不了解即将发生的严重事故。特别严重的是三江三湖治理已实行多年,为什么还发生这样的事。这两件事太令人震惊并陷入沉思。国家环保部门已明确指出,我国已进入污染高发期。每一个污染源都与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高发期的特点及其对周围群众的影响,应早作研究并制定对策,再不能临时被动应付了。
第三,能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吗?
上述种种歪风在我党我国还不能说处处如此,日日如此,但是若不能及时坚决刹住,不仅会破坏当前的大好形势,如果久拖不决,那就会彻底冷了群众的心,他们必然由怨而怒,势将酿成大祸。群众的耐心不是无限的,我们党的威信也不是天生,更不是一劳永逸的。
现在的问题是,单靠领导机关的力量能否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回答是否定的,无数实践已证明这一点。下面对付上级的监督和检查规律,已弄得清清楚楚,对付办法更是天衣无缝,现在这套监督和检查办法可以说收效甚微。我们处分几个干部可以做到,但改变不了风气,一阵风过后,一切照旧。群众早就总结出一条检查规律:“河水突然清了,表明领导要来检查,河水又污浊了,表明领导走了。”领导得到的是假象,但误以为真,十分高兴。群众却认为下级玩弄领导又成功了。受苦受害的是当地群众,淮河沿岸现在出现不少癌症村,就是最明显的证据。他们既看笑话,对官僚主义的无能,心中怨气和愤怒也随之而来。这种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许多报道都反映了这个情况,下面传说的笑话就更多了。
中国的官场是一个大染缸,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积淀太深厚,是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干部个人来说,这种坏传统坏作风很舒服自在,是很难抗拒的。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难解决大染缸这个大问题。
要彻底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上述种种歪风,唯一办法就是请群众来批评、监督。他们的监督是全天候的,无时无处不在,谁也无法躲藏。干部干坏事总要伤害一些群众,受伤害的人当然愿意
揭发,只要领导支持加以保护和奖励,举报和揭发就可以形成风气和制度,一切歪风就无处隐匿,久之就自然刹住了。如果监督还包括各级领导的决策和工作上的失误,以及一切形式主义的做法,其作用就更大。我以为必须包括这些内容。
请不请群众来监督干部、监督党和政府的决策和工作,是考验我党领导层是否决心依靠群众改变作风和改进工作、发展大好形势的试金石。
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我们的工作,要有一套办法和具体制度,要明确规定群众享有的权力,有一定的运行方式,还应有对干部打击报复的处分办法,所有这些都得认真执行。实行起来当然有困难,但不实行这一套,我们遇到的不仅是困难而是灾难。
群众路线,是我们的传家宝,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各方面的工作,必将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一定会成功,效果一定会很好。
第四、怎样跳出历史周期律
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对话,是大家熟知的。黄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都未能逃脱“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说已找到了,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深表赞同,这是1945年7月发生的事情。据说,1949年我军接管北平时,傅作义也提出类似的问题。他说,国民党执政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后会不会也腐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P157)可见,这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任何执政党都要遇到和解决的问题。
我以为可以从国内经验和国际经验来探索和思考,寻找跳出这个周期圈的办法,特别是怎样实行毛泽东提出的办法。
从国内经验讲,人们关心历史上三个黄金时代及其以后的变化。第一个黄金时代,史称文景之治包括汉武帝的开拓疆域。从文帝开始到武帝末年共94年,之后逐渐衰败,最后是王莽专权和称帝。第二个黄金时代,史称贞观之治直到开元之治共114年,如果算到安史之乱则129年。之后唐朝进入衰败期直到灭亡。第三个黄金时代是清初的康、雍、乾三朝共133年。之后就是内忧外患频繁,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也未中兴起来,末期的“戊戌变法”更遭到镇压实行不了,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为什么黄金时代之后就是衰败或大乱(如唐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国现在的形势可说也处于黄金时代,但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还能维持多久,未来前景怎样,也已是今日人们思考和议论的话题,各种观点都有。从整个中国历史看,黄金时代少而且较为短暂,动乱时代则较多而长,这个问题也值得深思。
从国际经验看,有人提出70年现象问题。指出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世人誉为北大西洋的民主模式,执政71年后失去政权。苏联共产党执政72年后解散,苏联也随之解体。似乎70年是一个坎。另外,中国国民党在连续执政70年后也失去政权。上述三党失去政权各有自己的具体原因,但脱离群众、不顾群众疾苦,不能妥善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内部腐化堕落等等,似乎又是共同的。还是唐朝杜牧在《阿房宫赋》一文中提出的论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自己打倒了自己。所谓七十年坎是现象,是长期执政的党放弃自我管束和改造,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解决,统治集团和广大官员生活优裕和腐败盛行。群众无法忍受只能另找他人来帮助自己保护自己,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官逼民反。责任在官而不在民。不是民弃官,首先是官弃民。
想通了,解决办法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真理总是简单明了的。执政党要做到,一方面实行党内民主,定期改选领导集体,让有作为而清廉的人来领导,解决党内老化、腐化问题。另一方面真正实行政治民主,请人民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干部。两者结合,上述种种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也就是毛泽东对黄炎培所说的实行民主的办法。现在要弄清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的好,但执政后不但没有实行民主,而且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党执政快60年了,直到今日,这党内党外民主,也还实行的不好,没有完全执行。难点究竟在哪里?唐太宗与魏徵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接受批评能防止错误发生,但唐太宗有时也很难受,甚至想杀这个田舍翁。只愿自己说了算的统治者,当然不愿意有人监督他。这就是英明的君主与昏聩君主的区别所在,结局也不大相同。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自称是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对群众监督总应该有新的认识、新的态度。要为人民服务,又不愿听人民的意见和接受人民的监督,岂不是自相矛盾。结论应是:长期执政的政党要想继续执政打破70年这道坎,必须解决自身腐化和脱离群众问题,除自身不断改革外,唯一有效办法就是严格的强有力的群众监督,这个婆婆非要不可。官员们的不舒服、不自在是很自然的,换来的是群众拥护和社会稳定、和谐,国运昌盛,全国人民大自在、大满意、大舒服。值得,完全值得。
(作者石山,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者,曾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责任编辑 杜 晋)
来源:http://www.hybsl.cn/beijingcankao/beijingfenxi/2017-09-25/66295.html
李奇霖:信用周期70年
来源:https://www.sohu.com/a/292928409_168424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奇霖
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常娜
(微信:nana_2016_enjoy)
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钟林楠
(微信:pumpkinnangua18)
传统的信用周期是循环往复的:信用扩张—经济过热/通胀—央行紧信用紧货币—融资成本上涨—融资需求收缩—经济下行/通缩—央行宽信用宽货币——信用扩张。
纵观建国后近70年的历史,这种循环往复的信用周期共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1949-1983年计划经济时期;
2、1984-1996年计划向市场过渡时期;
3、1997-2008年高速扩张期;
4、2009-2016年金融创新期;
5、2017-2019年破而后立期。
在这五个发展阶段中,信用周期的变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也有着某些不会随时代变化的规律。
1
1949-1983年:计划经济时期
这是一切以财政为核心的时期。人民银行隶属于财政部,同时具有央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三类金融机构的职能,承担着货币发行与发放贷款的双重任务,信用周期的变化完全取决于政府部门的需求变化。
在这段时期,企业通过接受财政拨款来建设项目,人民银行贷款来周转运营,项目投入生产后获得的利润用来上缴国家,充实财政。上缴的利润多少取决于企业的收益而非国家的投入,多的多交,少的少交,甚至可以不交。
在这一制度设计下,财政与信贷资源虽可精准地输送至当时急需建设的关键行业,但企业的产出效率无法得到保障,工业体系与财政系统往往陷入“高积累—高投入—低收入”的怪圈。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83年前,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财政常年出现赤字,并在1979年达到顶峰。
按照现在的习惯,政府应该主要依靠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当时虽没有全国性的债券市场,但也确实对个人发行过类似的债券。据统计,1954-1983年间,政府先后发行了35亿和134亿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国库券、国家重点建设债券等各种债券来为财政填补缺口。
但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居民储蓄规模小,其中的差值在部分高赤字年份仍无法得到满足。
因此,在特殊的环境下,财政同时也向其附属的人民银行贷款。在1981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财政部长做了《关于1980年国家决算和1981年国家概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其中曾这样表述到:
“国家财政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国民经济中潜伏着危险。继1979年发生财政赤字170多亿元以后,1980年又有赤字127亿多元。因此,不得不继续向银行借款,使银行多发了一些票子。”
可见这个时期,货币与信用完全掌握在财政部门手中。人民银行一方面通过向财政部门贷款来增发基础货币,财政部门获得资金后,再通过拨款的形式来进行工业建设;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又受财政部门的指导,直接向部分企业提供流动性资金贷款,帮助企业进行周转。
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迅速建立起了属于我国的重工业体系,但是不存在真正的银行与央行,没有存款准备金制度,让传统的信用派生力量无法得到释放,人民银行对经济的信贷支持在很多情况下,要依靠财政赤字化与货币增发的方式来实现,并非长久之计。
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并延伸至银行领域,开始将央行和一般性商业银行分开,建设真正的银行,充分发挥信用派生机制的力量。
具体举措包括:
1、恢复农业银行;将中国银行从人行中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作为外汇外贸专业银行,行使外汇管理总局职能;同时建行(这时叫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也从财政部下面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
2、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专门行使央行职能,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组建工商银行。至此,四大行组建完毕。
3、建立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向央行借款(再贷款)等制度来控制银行的信贷规模与扩张速度。
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央行,有了中央银行–专业银行的二元银行体制,有了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的雏形。
2
1984-1996年:计划向市场过渡时期
在经历了1979年以来的改革后,银行虽然和央行分开了,但还是由央行直接管理,政府直接控制。
这个时期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加上一个旧的金融体制,稳定的表象下实际酝酿着新一轮的信用周期,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三大膨胀”:信用膨胀、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
这三大膨胀的起源是在工业领域的“利改税”和金融业的“拨改贷”改革。
“拨改贷”:对金融系统的“拨改贷”对信用周期的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民营经济没有融资渠道,国家财政拨款的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为了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1985年起全面推广的“拨改贷”将基本建设投资从财政无偿划拨改为银行贷款。
这本可以促进企业效率提高和金融市场化,但和后面的金融政策改革和系统漏洞一结合,又再一次将信用扩张推向高潮,导致了“信用膨胀”。
具体来说,1985年推行的拨改贷,要求银行信贷要实行限额管理,基数是1984年底的贷款额,所以1984年底各大银行以及地方分支为了扩大未来放贷的基数,在84年底突击发放各类贷款。
在此之前,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由财政拨款,日常运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在一定限额内也由财政拨款,超出限额的部分才贷款。但在这个时候,银行为了增加贷款额度,开始突破传统,开始发放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1984年12月份,银行贷款额增加了500亿,占当年总额的50%。198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543亿,同比增长38.8%,是历史上第一次突破2000亿大关,而这大部分都来自银行贷款。
但是我们也提到过,此时我们的央行已经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和再贷款制度来限制专业银行的贷款规模,这么多的信贷又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膨胀扩张的呢?
原因就是当时,每个专业银行都有各自的分支机构,需要在央行统一清算,但是所有银行的清算都是在后台的统一清算账户,也就是说银行之间的资金、银行和央行之间的资金都没有划开,而是被归入了一个资金池,各级分支机构都可以利用这个资金池里的资金。再贷款制度事实上形同虚设,形式上分立的央行和银行、银行和银行,仍然在吃“大锅饭”。
“利改税”:1980年工业企业开始试点的利改税改革,有两大内容,一是将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上缴所得税,初衷是激发企业的活力,让企业自主生产、自负盈亏。
二是进一步激励职工的工作热情,将职工收入与经营绩效挂钩,以1984年工资总额和实际上缴利税为基数。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为了以后职工都能有较高的工资基数,企业纷纷在1984年年终前突击增发工资奖金,当年全民所有制和城镇计提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1133亿,同比增长21.3%,仅四季度就增长了40.5%。突然增加的工资奖金极大的鼓励了职工的消费积极性,导致了“消费膨胀”。
在政府负责兜底的政策环境下,银行向企业放贷,企业自然不会拒绝,工业企业有更多贷款来生产就会有更多产出,有更多产出就有更多职工工资和奖金,“利改税”和“拨改贷”联合起来又促进了“投资膨胀”,1984年全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743亿元,同比增长28.1%。
信用膨胀、消费膨胀和投资膨胀组成了这个时候特殊的“三大膨胀”现象,信用周期步入了上升周期。
此时我们的经济表现是:企业为扩大投资多贷款、多发工资和奖金,银行配合企业贷款多放款,职工拿到工资奖金多消费。
一方面金融系统中的信用供给多、需求多,社会中涌动着大量的流动性。一方面工业系统中产品需求多,产品供给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
由于我们此时还采用价格管制,通胀不能通过价格直接表现出来,隐性通胀的另一面往往就是产品紧缺,甚至1988年还出现了居民排队取钱的“挤兑潮”和抢购商品的现象。
政府开始出手调控,以往我们的做法是用行政手段收紧“钱袋子”,紧缩财政政策,同时打压金融系统中的供给和需求。央行的货币政策有两种手段,价格和数量,但是在这个时期,央行出手调控后却出现价格调节手段的失效和数量调节手段起反作用的情况。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没有建立企业经营责任制,企业借钱实际上不用还,利率调节等措施也就没有实际作用。
当时的信贷分配是从大锅饭里抢食,能多抢就多抢,信用不断膨胀,为了抑制这种情况我们曾经两次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并且87年提高央行再贷款利率,虽然进行了“拨改贷”改革,但是企业和银行谁也不用为借出去的钱负责,所以导致了价格调控手段失效。
第二,政策太松会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但是政策太紧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这种供需不均衡导致的通货膨胀。
经济主体对商品的需求分为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中间需求是指企业为组织生产而产生的流动资金需求、原材料需求等,最终需求是产成品。银根收紧以后如果收缩的是中间需求,会影响生产和产成品的供应,结果产成品供给更少,供需缺口更大,数量调节手段反而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
一个现象可以验证我们的猜想:在银根收紧的85年,银行贷款中流动资金贷款1091亿,但是企业存款只有98亿。正常情况下流动资金贷款大部分会以存款的形式留在企业的银行账户上,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企业收缩了流动资金的中间需求,影响了生产。
总结来看,这一轮信用周期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市场化”建设中的制度不健全,或者也可以说是旧的金融系统与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匹配:银行主动的信用扩张和需求端国企主动的投资需求增加共同导致了居高不下的信用扩张。
但归根到底,这次信用扩张还是需求端起主要作用,供给端的央行和银行因为制度漏洞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后面几年金融系统混乱到了一定程度后,国务院连续7次发文警示,但效果不佳。直到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金融系统改革,这一轮信用周期才开始进入衰退期。
新一轮的金融系统改革分为三大方面:
1、治理货币发行。改革联行清算系统,85年制定了《关于改革全国银行联行往来制度实施办法》,将原来的统一清算账户彻底分开,由原来的央行集中清算改为各专业银行系统自行清算,银行建立起独立的联行清算系统。
在建立起独立的联行清算系统后,银行向央行再贷款的行为也得到了规范。1985年,监管开始要求各专业银行在央行开立存款账户,在向央行再贷款或再贴现时,央行将资金存入银行的存款账户,银行才可以在这些存款账户中支取。
同时,由于此时的人民建设银行是附属于财政部不受央行调控的,在这次信贷膨胀中它释放了大量的基建贷款成为信贷失控的重要原因。为此,1984年11月,政府开始将人民建设银行纳入央行信贷资金管理体系中,并规定了30%的存款准备金率,由央行调控银行的金融系统构建又往前迈进一步。
2、治理银行信贷。采取信贷规模管理,对之前释放的不合理信贷进行“抽贷”,要求各银行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对全面贷款总额实行最高限额管理,并实行“按月考核、适时调节”。
监管层要求“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在这种强压下各银行纷纷大力催债,到7月底收回拆借资金332亿,同时增加储蓄405亿。
3、抑制社会需求。政府开征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同时紧缩财政开支,抑制经济过热。同时设置了保值储蓄,即对期限超过3年的存款,银行除支付法定利息还会将物价上涨的部分补上,让储户不必担心通货膨胀而挤兑银行,抢购商品。
这一时期,由于政策的反复,信用周期出现过几次起伏,但原理基本都相似。
在一系列操作后,银行与政府开始剥离,央行统一调控下的信贷资金管理体系初步形成,银行的信贷额度主要由央行调控,虽然此时央行仍然隶属财政部,但是这意味着金融系统和政府的联系被逐渐剥离,不再是政府可以随意透支的“钱包”,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制约政府举债。
3
1997-2008年:高速扩张期
经历了上个阶段的改革后,国内影响经济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不安定因素大幅减少,但国际环境恶化带来的风险又不期而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袭来。马来西亚、泰国、香港、韩国等国家与地区遭到重创,纷纷放开汇率管制,以贬值手段来刺激出口。
但人民币在重压之下,仍然保证了币值的稳定,国内出口在计价方面丧失了优势,加之外需萎靡,出口增速开始大幅下滑,经济增长陷入了停滞,CPI从8.3%大幅下滑至0.8%,国内开始显现通缩风险。
在此情形下,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应当是宽货币、宽信用、宽财政并行。但当时,国内仍然残余着旧式金融与经济体制所遗留下来的弊病,即国企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盛行,银行坏账率过高等问题。
如果放松银根,重新启动信用周期,那么信贷资源可能会重新进入这些僵尸企业,从而加剧产能过剩,迎来的可能是畸形且弱势的经济复苏。
因此,当局在二十世纪末首先进行了国企改革,将煤炭、建材、制糖、石化、电力等行业的产能压缩,扩大私有部门准入范围,大力支持私营企业发展,一方面用于接受国企下岗的职工,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提升经济的活力。
借此机会,民营企业开始蓬勃发展,成为了经济系统中最具活力、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主体之一,并逐渐改变了国企一家独大的情形。经济周期与信用周期的纠葛由此也进一步加深。
其次,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停止福利分配住房制度,房地产开始商品化,彻底改变了国内经济的运行路径与信用周期的主导逻辑。
最后,为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红利,扩大外需,加入了世贸组织,使国内出口增速大幅扩张,与房地产一同成为了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引擎。
对信用周期而言,出口空间的释放和商业化的房地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它们带来了新的需求,使信用周期的波动逐步脱离了政府的需求,变得更加市场化。如外需强势、房地产销售向好,则非金融企业部门对未来会有良好的预期,会自发地形成融资需求,加大对银行的信贷申请。
同时,房地产作为企业信贷良好的抵押物,其价格的波动对信用派生有着明显的放大或缩小效应。如同样是80%的抵押率,100万的住宅和50万的住宅能带来的信贷规模是悬殊的。
另一方面,它们改变了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使信用周期和国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联系更为紧密。在此之前,央行更多通过调降法定存款准备金或增加再贷款额度等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在这个过程里,央行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但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需潜力被释放后,大量出口形成的外汇被央行不断买入,使央行资产端积累了大量的国外资产(即外汇占款),负债端被动增加了大量的储备货币,商业银行信用派生有了充足的子弹。
若央行认为经济存在过热风险,需要紧缩信用,则需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或采取其他手段来回收流动性。在这种情形下,国外的经济变化开始更加深刻的影响国内的信用周期。
但这也意味着国内经济会更容易受外围环境的影响。2008年,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时,国内出口受到重创,GDP增速从15%大幅跌至6.4%,国内开始降准降息,又开始了新的信用扩张周期。
总结来说,这一时期的信用周期变化已经基本市场化,由需求来主导了,现代化的金融系统建设也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央行剥离了监管职能,银监会开始成立),信用周期开始与全球经济周期共同轮动。
4
2009-2016年:金融创新期
2009年开启的新一轮信用周期对未来十年影响深远。
表面上看,这一轮信用扩张是结合供给端的货币、信贷和需求端的政府、非政府实体一起进行的传统的逆周期调节,包括,
1)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贷款基准利率;2)暂时取消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支持银行扩张表内信贷;3)中央政府投入1.18万亿,地方投入2.82万亿扩大基建投资等。
但在这一剂猛药出现后,各种问题与各类金融创新开始纷纷出现,信用周期最终演变成了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共同演绎的大戏。
由于地方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后财权被削弱,且不能作为借贷主体进行融资,扩大基建投资所需的资金存在缺口,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城投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了地方政府举债的重要载体,基建投资开始进入高速扩张期,地方政府背书的各类隐性与显性债务也开始大幅扩张,为后来地方债务治理埋下了种子。
其次,房地产价格回升,销售回暖,房地产投资进入快车道,并开始出现过热与泡沫化的倾向。
在地产与基建投资的需求带动下,处于产业链中下游的钢铁、煤炭等重工业企业开始竞争性的扩张产能争夺市场,使这些重工业行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资产负债率过高等问题。
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抑制钢铁煤炭等重工业行业的扩张,2010年后货币政策开始收紧,信贷额度收缩,监管开始限制银行表内贷款对房地产行业、城投平台和“两高一剩”行业的投放规模。
但对于地产开发商、城投平台等主体而言,它们的项目仍处于施工,在表内贷款的资金被切断后,它们还需要去找寻新的资金来保证项目存续,避免烂尾。
于是,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监管约束较少的影子银行开始作为主角大放溢彩,代替银行表内信贷为城投、地产输血,创造出了新的信用资产“非标”,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非标票据、各类收(受)益权、股权质押式回购等。
在2012-2016年的五年时间里,影子银行玩法众多,交易结构的设计多样,从最初的银行理财与信托表外合作开始(2012),到银行表内自营与信托的合作(2013),再到银行理财、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与信托公司的三方合作(2014-2016),影子银行在不断的与监管机构博弈,“猫鼠”游戏也在不断的更新,但其规模始终不改增长之势。
尤其是在2014-2016年,在新一轮的降准降息宽松周期后,利用同业存单—同业理财—非银资管—债券资产加杠杆加久期加风险形成的空转链条,银行理财、券商资管、信托公司等产品户的管理规模呈现出指数式的增长。
究其原因,是国内确实存在着它们生存的土壤。
首先,利率双轨制下,低利率的银行存款得不到认同,日益觉醒的居民理财意识与低风险偏好的组合,使国内储蓄大幅搬家至具有刚兑特性且能获得市场利率的银行理财、券商资管等产品中,使其具备了足够充裕的短期限高成本资金。
融资需求的缺口与行政监管的存在创造了优质的高收益资产。借由混合运作、期限错配、滚动续作的资金池,这些影子银行能轻易的用这些高成本短期限资金来配置这些长期限高收益资产。
只要刚兑+资金池运作的模式不被打破,他们就能保持持续强劲的生命与扩张能力,这是2012-2016年间监管机构对他们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也是他们能够强势介入并影响信用周期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种模式总归是要到头的,它们背后隐藏了诸多风险。比如他们自身不具备充足的资本金抵补亏损,却又要保证刚兑,最后极有可能需要借用机构表内的资本金来贴补,从而加大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
又比如,短期限的资金过多配置的长期限且无流动性的非标资产,容易触犯流动性风险,引起资产价格的大幅调整等。
因此,在度过了2014-2016年经济最困难的几年后,在2017年经济稍微企稳复苏之际,监管便开始着手整顿影子银行。
5
2017-2019年:破而后立
这次整顿极大的改变了国内的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信用周期”的返祖。
它起始于2017年(严格意义上是2016年四季度),源于负债端,后延伸至资产端,由央行与银(保)监会共同出击,采用“严监管+货币收紧”的组合拳来切断同业对影子银行的流动性支持,打击影子银行资金池运作的业务模式,影响非标资产的创造。
具体包括:
1、直接动用行政监管力量,对各银行进行现场检查,要求银行自查同业空转、理财空转与票据空转,要求银行赎回委外资金,或到期不予续作。
2、控制同业存单的扩张,同业存单在2014-2016年曾是很多银行募集资金投资同业资管产品的工具,银监会与央行均将同业存单纳入至同业负债项目,受三分之一的比例约束。
3、给银行表内施加更多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约束,如流动性匹配率,给银行自营投资非标、同业资管产品以最高的流动性占用权重,倒逼银行自营减少对同业理财、券商资管产品等SPV的投资。
4、资管新规及其配套细则,要求表外非标业务必须做到期限匹配,去多重嵌套,去资金池与破刚兑等。
5、银信55号文,打击银行与信托开展通道业务,打击银行自营通过信托违规向城投、地产等受限领域放贷。
6、委托贷款,要求委托资金必须为自有资金,切断券商资管、基金子等机构利用银行放贷的渠道。
7、基金业协会窗口指导,禁止借贷类私募备案,券商集合投资信托贷款等。
在这些举措的影响下,影子银行的扩张得到了有效抑制,金融风险得到了有效防范,但与此同时,信用扩张也趋于停滞,开始收缩,而收缩的主力是非标。
从社融口径看,非标项中最为重要的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在2018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两者新增规模合计较2017年减少了5万亿,拖累社融存量增速(新口径)下滑3.6个百分点。
由于高成本高偏好的刚兑型资金被压缩,低评级主体的债券融资连续十个月陷入负增长,信用违约事件频频发生,债务风险加大,并逐渐传染至权益市场与银行表内信贷。
对权益市场来说,频繁暴雷使机构的风险偏好受到了明显的压制。且部分上市公司在信用收缩的情况下曾采取股权质押式回购来融资,由于股票市场的持续下跌,这些质押的股票触及平仓线或即将触及平仓线,反而成为了权益市场的定时炸弹。
银行表内信贷原本被寄予厚望,要主动承接起非标背后的融资需求,但事实上,它们难堪大任。
一来银行缺乏优质的高收益项目。房地产调控在2017-2018年时在持续收紧,银行表内能用的额度早已被填满,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从问责城投领导到问责国有金融机构,不断趋严,城投贷款从原本的优质项目变成了烫手山芋。
为数不多具有融资需求与空间的可能是民企和中小微企业,但这些企业恰恰也就是那些高信用风险、容易违约的企业,银行要对他们大规模放贷,难度极大。
二来银行缺乏资本金。贷款本身是一项重资本业务,仅依靠银行自身创造出来的息差利润难以弥补贷款业务造成的资本耗损,如果要扩张信贷规模,必须要靠外部力量来补充资本金。
但外部资本补充工具较多只能补充二级资本,一级资本的补充工具如优先股、定增等在糟糕的权益市场环境下,很难发行成功。
况且,银行还面临着多项会吞噬资本金的挑战。如监管要求银行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全纳入不良口径使不良压力剧增;银行表内自营需要以北金所债权计划等形式来承接表外理财的长期限非标资产等。
三来银行缺存款。一方面是非标严监管、社融增速下滑,信用派生力量较弱的自然体现,另一方面是市场回报率较高但存款利率受自律机制影响偏低致使存款搬家的结果。
到了2018年下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与债务风险增大时,货币政策与监管开始出现明显的调整,但从社融存量增速仍未止住下行趋势、信贷被票据填充的总量与结构特征来看,政策效果不佳。
究其原因,是宽货币可以给商业银行流动性,却无法改变银行的低风险偏好,更无法给银行创造优质的信贷项目与资本金。
监管可以放松通道业务、调整产品的估值方法,却没有放松非标业务期限匹配、委贷新规要求自有资金等核心条款,更无法再创造出已经缺失的低评级债配置主体。
以小微企业和民企为核心载体的宽信用可以给商业银行信贷额度,却无法实现像过去地产基建项目一样的大规模冲量,更无法让信贷结构改善,使社融实现高质量的企稳反弹。
2019年,在低基数+财政加大基建投入与审批速度等因素的作用下,社融增速可能会出现筑底,但需求端的疲弱及以上桎梏的存在意味着,这一轮的信用扩张周期可能会十分弱势,反弹的动力相当有限。
一方面,自1998年住房分配货币化以来的,以土地为抵押品的信用驱动模式可能已经接近极限。
作为核心驱动力的居民部门,虽然在2016-2018年面对着持续趋严的地产调控仍然保有较强的加杠杆动力,但如今居民部门的债务/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美国,相似水平的GNI背景下,居民杠杆率(48.4%)已经高于16个具有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1%)。
同时从房地产投资/销售增速与可选消费增速出现背离的现象来看,居民部门在地产领域所加的杠杆是牺牲了一部分消费的。再往后,居民部门还能牺牲什么来腾出加杠杆空间与能力?
我们不怀疑作为人口流入区的一线与热点二线城市在调控放开后,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房地产周期,但在2016-2018年作为地产销售与投资重要支撑,占据了房地产市场绝大部分份额的三四线城市,在棚改退潮后,是否还能维持住如此高的房价、销售与投资增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三四线城市的地产引擎开始熄火,那么我们所说的担当信用加速器的房价,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土地产能,也会随之萎靡,再加上已经压力山大的地方隐性债务,政府部门要加杠杆替代居民部门来主导信用周期,难度颇大。
另一方面,美国过于平坦化的收益率曲线与大幅下降的制造业PMI指数,也在预示在外需的疲弱。
企业部门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有加大资本开支扩张产能的意愿,作为信用周期启动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融资需求,目前来看不存在大幅扩张的条件。
担当着逆周期调节职责的央行与财政部门,要想扭转这一点,可以:
第一,减少信用供给端的桎梏,包括继续宽货币补充银行负债,继续加快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来帮助银行补充资本金(如CBS)、降低不良、提振风险偏好等;
第二,在非标认定上,适当放宽口径认定,恢复非标融资工具在信用扩张方面的功能;
第三,积极财政继续发力,加快现有基建项目的审批落地与减税政策的实施;
第四,长期来看,要加快改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给民企以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提升它们的投资回报率,达成融资需求的有效扩张。
6
对信用周期规律的总结
综合以上五个阶段的信用周期变化,我们能发现除1949-1997年间,由于计划经济的存在、现代金融体系尚未建立等因素存在,信用周期服从于财政,出现过紊乱之外,其余时期都主要由三个关键因素主导:央行、金融机构和信用需求。
央行控制流动性,将高能货币发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获得基础货币后,在存款准备金制度下,通过信用派生机制影响实际的货币总量,为实体经济提供信用供给;而信用需求端包含政府和非政府实体两个部分,在非政府实体需求不旺盛的时候,政府往往会扩大需求来托底。
在不同时期,央行释放基础货币的手段不同。2001入世后,主要以外汇占款的形式来投放,央行需要通过发行央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规模与货币乘数,同时以信贷额度管控的手段来控制金融机构的信用供给规模。
2014年以后,外汇占款开始大幅减少,OMO、MLF等新型货币工具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央行对流动性的调控更加精准,同时考虑到影子银行的崛起,传统的信贷额度控制,变成了宏观审慎考核体系(MPA),对信用供给的掌控也在与时俱进。
对金融系统而言,过去曾是单纯的“央行–银行”的二元信用创造体系,银行信贷的规模即等同于信用创造的规模,银行资本金考核、存贷率考核、信贷额度控制等一系列的监管机制牢牢把控着银行信用派生机制。
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影子银行开始崛起,隶属于表外和非银系统的非标融资开始大行其道,信用周期开始步入“二人转”时代,银(保)监会、证监会为代表的监管机构对信用供给的影响力开始显著提高,在部分时期甚至能够主导信用周期的变化,如2018年由非标收缩引致的信用收缩。
但不管怎么演变,从本源上讲,这些影子银行的资金都离不开央行的基础货币,它们要么是直接来源于银行系统的超储,要么是间接来源于信用派生出来的居民或为企业存款。
因此,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信用周期框架,仍然是以央行为起点与主导、金融系统(非银与银行)为渠道的分析方法,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更多考虑了监管机构的作用。
对处于底层的信用需求方来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以“土地+出口”为内核驱动力,与地产周期纠葛甚多,看信用周期便是在看地产周期。
但是演变至今,地方政府举债,居民加杠杆撬动地产的模式可能已经进入了瓶颈期,再继续走老路扩张短期内可能还有一定的效果,但长久来看,这是一条不归路。
从理论上讲,任何经济体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都要开始脱离传统的举债发展路径,转向以创新+科技驱动的新模式。
而要实现这一点,发展更具竞争性,具有“优胜劣汰”功能股权融资是更为理性的选择。现在的科创板是一个开端,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铺开,届时信用周期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逐渐淡化,信用周期框架可能又要迎来新的变化。
来源:https://www.sohu.com/a/292928409_168424
太阳黑子与70年周期
太阳黑子神秘失踪70年了!全球将迎来新的冰河时期?
来源:https://open.163.com/newview/movie/free?pid=AG6T05M4M&mid=GG6T05M5H
太阳“前身”70年变化,数千天没有太阳黑子,地球重现小冰河?
环球科学猫
1645年到1715年,70年,太阳黑子消失,一年至观察51个。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1]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
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书院讲学及与之有关系或支持同情讲学的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太阳“前身”70年变化,数千天没有太阳黑子,地球重现小冰河?
环球科学猫
发布时间: 18-12-13
11:37
“百家号2020影响力创作者,星问答计划创作者,百度2020百大创作者,百家号金牌导师”,优质科学领域创作者
作者:文/罗兆春在宇宙空间之中,太阳可以说是人类最难研究,也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人类针对太阳的探测器还未能实现“亲密接触”,根据西南研究所报告显示,科学家们使用了新的技术来进行了对太阳的过去和未来进行探讨,因为未来太阳对我们的气候影响变化是存在的,太阳的前身和未来是地球未来的变化重要一部分,我们来具体看下。
根据科学团队在1644年整合了的太阳黑子图来看,我们太阳其实可能存在一个周期。这整合的图像之中,隐藏了来自700个观测站的数据,其中包含了美国宇航局太阳动力学观测站的图像,估评太阳的历史未来活动具有可靠性的价值,自从1612年以来,其实科学家们一直在监测太阳的活动,也就是说太阳的活动变化一直存在数据的保留。
根据科学数据显示,其实太阳可能存在一个周期,大约每隔11年就会出现,太阳周期的磁结构和活动就称为太阳最小和太阳最大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存在11年“极值”问题,在太阳最大值的期间,太阳发出高水平的太阳辐射,喷射大量太阳黑子,所以会出现耀斑和其他现象。在太阳能最小值期间,并不会出现这种状态。太阳的变化会对太空,大气层和地球表面产生影响。
SwRI的高级科学家称,太阳也经历了一个长达一个世纪的变化,包括太阳的活动期间,并且指出时间段为1645年至1715年,也就是这个70年期间为“变化期”,当时观测显示数千天没有太阳黑子,在1976年论文首次确定出了这个周期的存在。不过有科学家指出,这个数据不太可靠,缺乏当今测量的精度和覆盖范围,也就是说如今的太阳测量数据太少了,支撑不了最终的结果。
最近对太阳黑子观测,科学家们重新评估对过去400年来太阳活动的演变,产生了矛盾看法。所以说可视化长期太阳黑子数记录是存在挑战和局限性的。前段时间不是美国宇航局科学家说太阳黑子的活动降低了嘛,不知道是否跟这个理论有冲突,当然NASA这位科学家说的是关于地球的问题最多,他认为太阳黑子活动降低可能会引发地球重现“小冰河”,但是结论科学界还是处于怀疑的阶段,是否会出现可以说也是不确定的。
如果按照SwRI的高级科学家的结论来看的话,我们太阳的“过去”确实存在一个短暂的无太阳黑子活动时期,当然这个情况是短暂的,虽然变化周期有70年,但是出现“无”太阳黑子的时间也是“数千天”,也就是几年的情况,未来是否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就要看理论是否存在确定性,我们知道太阳黑子的活动会引发地球的转变,不仅是地球的气候问题,甚至是可能出现地球“黑暗”时期。强调下,这是“西南研究所”的理论还在争议之中,大家参考下即可,《自然》杂志有刊文,谢谢大家阅读!
中国朝代寿命排行,看看那个朝代最长命?
来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210/12/30667127_729117998.shtml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共历29朝(必须入主中原,为历史学家公认),各朝存续时间也大不一样,最长的长达800多年,短的仅有二三年,具体排行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