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的前世今生,黑暗与罪恶: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真相
2021-06-17
中美关系 / 汇粉广场 / 自媒体
黑暗与罪恶:美国早期对华贸易的真相
2021-04-15
有一种谣言流传甚广,美国独立后,对清朝很友好,比如不像英国那么作恶多端,向中国贩卖鸦片,比如后来提出门户开放政策,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等等。
实际上,真相并非如此。
1784年2月22日,美国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生日的这一天,是一个寒冷但明朗的周日。
船长约翰•格林命令船员们起航,在13响礼炮和一片欢呼声中,将中国皇后号驶离了纽约港口的码头,开向了18000 海里外的中国广州。
这是美国开向中国的第一艘商船。
当时的美国刚刚脱离了大英帝国的掌控。在历史学者的撰述中,这个初生的国家还是襁褓中的婴儿。中国皇后号的首航之旅,帮助美国打破了欧洲强国的经济封锁,是其经济上的“独立宣言”。
第一轮“中国热”就此掀起:从1784年到1833年,美国商船到访中国至少1352次,富有冒险精神的商人通过贸易(包括鸦片走私),积累起巨额财富。这之中包括了珀金斯、福布斯等各大家族,也包括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外祖父。
起航
在媒体报道中,中国皇后号只是香港天星码头的渡轮大小。这艘三桅帆船长约31.4米,宽约8.7米。天星邮轮只是横渡维多利亚海港,中国皇后号则载着42个人员,在充满危险的海域里颠簸18000海里,仅靠风力推助航行。
船上装载了32吨重的铅,50吨绳索,500码羊毛织品,12桶烈酒,2600张动物皮草,还有价值20000美金的西班牙银币,以及近30吨花旗参。总货值约12万美金。
对比现在千亿级别的中美贸易,234年前,这个初生的西方国家和最古老的东方帝国第一次会面,捎带过来的货物价值微乎其微,却承载了美国人独立后的梦想和希望。
1783年9月,巴黎条约签订,美国独立,但战后经济凋敝:海外贸易遭遇英国封锁。在北美最重要的水道之一密西西比河,也被西班牙禁行。法国向其开放了西印度群岛的几个港口,只允许60吨以下的船只进入。
美国人把目光转向了神秘富庶的东方。
11月,“革命财政家”罗伯特•莫里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在给美国外交部长的信中提到:“我要派一些船到中国去,以鼓励人们大胆冒险,开拓新的商机。”
独立前,美国是被纳入到英国的殖民体系中参与全球贸易,远东贸易被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垄断。巴黎条约签订后,这一垄断不再,美国商人更迫切,能直接与中国通商,带回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热卖商品。
莫里斯和其它银行家一起筹建了中国皇后号。这是一首商船,但肩负着国家使命。启航时间特地选择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生日的这一天,1784年2月22日,一个寒冷但明朗的周日。
在一片欢呼声中,中国皇后号象征性地鸣放了13响礼炮,代表了独立的13个州。她驶离了纽约的港口,穿越大西洋,开向了18000海里外的广州。
约翰•罗杰斯•哈达德,《美国对华贸易的第一次冒险: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一书的作者,就直言:“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政治上的独立,而中国皇后号的首航之旅,是美国经济上的独立宣言。”
意味着,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开始从经济上摆脱欧洲强国的控制。
渡轮大小的中国皇后号在大海上飘行了6个月。莫里斯挑选了航海经验丰富的约翰•格林担任船长,他在独立战争时期袭击过英国货船,是个海军军官。
船员中还配备了一名枪手,以应对海盗。但途径非洲好望角时,中国皇后号幸运地遇上了法国军舰,在其护航下安全穿过了海盗猖獗的南海,抵达广州。
在这里,美国人比官僚古板的英国人受欢迎,他们得到了清政府的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美国船员将货物卸下,和中国人交换了大量的茶叶、瓷器。
在黄埔港口停泊了4个月后,商船重新启航返美,满载而归:船上装了700箱的武夷茶、100箱的熙春茶、2万条南京棉裤,还有大量的瓷器。
1785年5月11日的中午,消失了15个月的中国皇后号再次出现在纽约州的东河海峡。她已经航行了32458海里,又一次,为13个独立州鸣放了13响礼炮。
如果从金额上看,返航的中国皇后号将中国商品卖出后,获利3万多美金,并非多巨大的成功。但美国媒体的赞誉极高:本国商人绕开了英国,和遥远的东方古国直接对话、交易,并和其他独立国家一样获得同等礼遇,是美国商业史上的里程碑。国会议员也感到满意,设想进一步扩大远东贸易,不仅能满足美国本土的需求,也将供应到西印度群岛。
英国人甚至感受到了威胁。当时常驻纽约的一名英国记者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个事件对我的冲击很大,英国该睁大眼睛看一看,这个崛起新帝国的真实情形了。
她正在成为欧洲强大的对手。美国打开了东方的大门,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已经照了进来,预示着他们在商业上的如日中天。
财富
中国皇后号的安全返航成了美国东岸发展中国贸易的催化剂。自此,美国商船绵绵不断地开往中国。
从1784年到1833年,美国商船至少到访中国1352次。无数瓷器、茶叶涌入美国家庭。
从总统到平民,都追逐着东方古国的一物一器。早于1755年,总统华盛顿就通过伦敦的代理购买了第一套中国瓷器。
1785年,中国皇后号返航,华盛顿也抢购了船上的中国餐具。
参与美国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都富裕起来,成了第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纽约的毛皮商人约翰•雅各•阿斯特参与过中国皇后号首航之旅,他是美国第一个千万富翁,去世时留下至少2000万美金的遗产,相当当时整个美国GDP的1/107。到2006年,福布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美国人”排行榜中,约翰•雅各•阿斯特以1101亿美金(估计)位列第四。
其他对华贸易先驱,比如费城的史蒂芬•吉拉德,财富与阿斯特相当;塞勒姆的埃利亚斯•德比,也成为美国第一个百万富翁。
美国历史畅销书作者埃里克•杰伊•多林,将这段历史整理进他创作的书《美国和中国的初次相遇》。
2012年总统大选季,反华政客抨击中国成风时,埃里克在媒体上呼吁:重新审视234年的中美贸易史,客观看待对华贸易。
追溯到动荡的建国之初,对华贸易曾极大的推动了美国经济,“在当时,中国不是威胁,而是一个黄金机遇。”
在埃里克的叙述中,受益的不只是阿斯特等富甲一方的巨商,对华贸易引发的是美国经济一场持续长久的化学反应。
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大部分船只被英军击沉。对华贸易发展后,对新船只的需求增多,这就推动了美国造船业的发展。
新船造完,要配装备,又要雇人打理,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千上万的人被雇佣到相关行业中。
在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直至美国内战爆发,对华贸易仍不断为美国经济输血。为了让茶叶更快地抵达美国,更新鲜,卖更好的价格,美国造出了快速的飞剪式帆船“灰狗”。
商船的发展,也让美国得以储备力量,作为正规海军的补给,捍卫其海上主权。
沿着美国东岸,大量的港口城市纽约、塞勒姆、波士顿都在这一轮“中国热”中兴起。而在这些城市则散落着一个个壮大起来的富商家族:阿斯特家族、福布斯家族、德拉诺家族、库行家族……
他们把巨额财富投资到美国,造就了美国首批建造的5条铁路,兴建起美国的医院、学校、煤矿、工厂,开始反哺美国的工业革命。
福布斯家族的约翰•默里•福布斯,早年到中国淘金,成为旗昌洋行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得到十三行行商伍秉鉴的帮助,私交甚笃。19世纪中期,他回到美国投资了铁路和地产,成为铁路大亨,也把伍秉鉴的资金带到美国投资。
到现在,伍秉鉴的画像仍挂在福布斯博物馆里面。博物馆负责人就曾对媒体强调:“我们博物馆的创始人亨利•阿什顿•福布斯一直很清楚对华贸易的重要性,几大港口包括波士顿、纽约,以及纽波特、普罗维登斯和罗德岛,都受影响。
在中国贸易中创造的财富已经渗入波士顿的每一个金融机构和经济机构。”
鸦片
但不是每一笔财富都来得光彩。
1800年起,开往中国的美国商船多了另一样东西:鸦片。英国人把上等的印度鸦片运到中国,垄断了90%的鸦片交易。美国人则取道土耳其,分羹了10%(这一比例后来大幅上升)。
他们发现,在土耳其花2.5美金进一磅的鸦片,在中国能卖到10美金。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追随而至,通过鸦片攫取暴利,最后满载着茶叶、瓷器和丝绸从中国返回美国。
1848年,商业传奇约翰•雅各•阿斯特去世,被尊为慈善家,杂志曾盛赞:“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比约翰•雅各•阿斯特的自传更被大众接纳和更具启发性。”但在美国历史频道的相关报道中,他并非如此完美。
除了建立庞大的皮草帝国,这个纽约富商也走私鸦片。1816年,他第一次参与,就在土耳其大手笔购入鸦片10吨。历史频道报道,从1816年到1825年转向公益事业前,他销往中国的鸦片应有数十吨重。当时鸦片在美国可以合法交易,阿斯特甚至把鸦片带到了纽约,在报纸上打广告销售。
2017年,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波士顿新闻台(WBUR)报道了《鸦片利润如何塑造了19世纪的波士顿》。
美国不少名门望族都参与其中: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库兴家族、韦尔德家族、德拉诺家族和福布斯家族都靠鸦片贸易发家。
德拉诺家族,即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祖辈。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在家书中写道:“我不会假装从道德和慈善的角度来为经营鸦片贸易而辩护,但作为一名商人,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公平的、光彩的、合法的贸易;最差来说,它也不应该比向美国、英格兰等地输入葡萄酒、白兰地和烈酒承受更深更重的反对。”
其他家族如如洛厄尔家族、柯克兰家族则通过鸦片交易维持巨额财富。还有斯特吉斯家族、佩恩家族、艾略特家族、温斯罗普家族等。
这些富商精英组成了波士顿婆罗门。他们的家族成员去同一所大学读书,在同一座教堂做礼拜,相互通婚,通过血缘、姻亲、宗教、商业等密切交织,深刻影响了美国历史。
波士顿婆罗门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慷慨的捐赠者。耶鲁大学的骷髅会最初则是由罗素家族的成员创办并资助的。塞缪尔•罗素创办了旗昌洋行,鸦片就是旗昌洋行的主营业务。
该公司的另一合伙人约翰•克利夫•格林则是普林斯顿大学最大的捐赠者,他捐赠的钱也来自于鸦片贸易,普林斯顿的理学院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纽约大学也成了他的遗嘱受益人。
这些鸦片利润还被投入到医院、铁路、工厂之中。约翰•默里•福布斯将鸦片交易中的暴利投资到美国各处的蒸汽轮船、矿山和铁路上。他的舅父托马斯•珀金斯是一名狂热的鸦片商。在参与鸦片交易的美国富商中,珀金斯家族所占的份额最大。
1827年,碑高67米的邦克山纪念碑开建,是美国最早的纪念碑之一,用以纪念独立战争发生在此处的一场战役。此碑就是由托马斯•珀金斯提议并资助修建。
托马斯•珀金斯还投资兴建了工厂、钢铁厂,建成了美国第一条铁路。此外,珀金斯家族还帮助建立了麻省总医院、麦克林医院和波士顿图书馆。
《美国对华贸易的第一次冒险:贸易、条约、鸦片和救赎》一书的作者约翰•罗杰斯•哈达德,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教授,深入研究了美国工业革命和鸦片交易之间的关系。
哈达德直言,19世纪的中国经济强盛,美国人用鸦片换茶叶,借力中国经济发展,“鸦片贸易就是美国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转移到美国工业革命上的一种方式。”
这些鸦片商成了建设波士顿的中流砥柱,包括珀金斯。在悼词中,他被认为是“波士顿有史以来最崇高的人之一”。
在波士顿新闻台的报道中,则有波士顿图书馆的一份声明,声明中描述:
我们的历史,跟其它历史机构提供的一样,揭示出内在的矛盾。我们承认,珀金斯兄弟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获取了财富……同时他们也通过慈善事业,慷慨地支持了许多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我们鼓励我们的会员、研究人员以及参观人员以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珍贵的资料,提出重要的、甚至棘手的问题。
来源:https://www.toutiao.com/a695131654562057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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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17
历史尘埃中的中美恩仇,美国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美元霸权,已经在加速瓦解中,中美脱钩之日,即是美帝崩溃之时!如果觉得内容不错,请动动手指转发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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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 中美脱钩之日,即是美帝崩溃之时
原创 坏土豆 坏土豆不哭2021年 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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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前世今生
【双边与多边模式的选择,本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争】
□郭禾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举动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这位号称“不走寻常 路”的美国总统上任伊始就签署了退出TPP谈判的决定;紧接着又宣布退出已经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来又宣布废止《伊核协 定》。这些举动不仅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就连其西方盟友也都琢磨不透。即使德、法等最重要盟友轮番游说,也没能动摇特朗普退出《伊核协定》的决心。退出 TPP谈判也让长期在亚太地区跟随其左右的日本等国摸不着头脑。
特 朗普的行事风格同样也反映在中美贸易关系上。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近来特朗普启动了针对中国的特别301调查,并在《特别301调查报告》中将中国列为重点 观察国家。时隔多年之后,知识产权问题再次成为了中美贸易关系的晴雨表。美国此次置WTO多边机制于不顾,转而适用作为其国内法的《综合贸易法案》启动特 别301调查的做法,与其处理其他国际事务的行为模式如出一辙。
回望美国近几十年来对待国际事务的整体态度,可以看到,在联合国成立初期美国曾将诸多事务置于联合国框架下处理。但由于联合国框架下各国均有同等的一票,且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有否决权,导致美国的目的在联合国框架下无法实现。故在处理后来的一些事务时美国开始采取绕开联合国的做法。在国际经济和贸易方面,美国政策也同样以能否实现目标为其价值标准。仅就知识产权问题而言,美国曾经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处理过若干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事务,如在20世纪50年代制定《世界版权公约》、80年代提出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但因为上述机制没有制裁措施,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转向关贸总协定(GATT),试图通过在GATT中引入知识产权贸易,并利用其原有的制裁措施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但在这种新的多边机制建立起来之前,美国仍然以其国内法为依据,先后针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以301调查和贸易制裁为手段促成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双边条约。1994年WTO在GATT基础上成立,美国针对WTO成员设立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达成了其目标;针对非WTO成员则仍然以其301调查以及随后的贸易制裁迫使对方与其达成协议。TRIPS协定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比当时其他知识产权国际条约更高,各国普遍认为TRIPS协定反映了美国人的利益。在这期间,美国针对WTO成员的行为都还是在WTO多边框架下进行的。
具体到中美贸易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美贸易关系就一直被美国主导。美国主要通过其国内法的规定以及国内相关产业的反应,直接决定针对中国的纺织品、农产品等进口配额以及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谈判曾是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最为头痛的议题。为了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中美政府曾专门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达成一致,并签订了政府间知识产权保护协定。比如,在1992年中美政府间备忘录中,中国政府就承诺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专利法、著作权法等具体内容,甚至还就未在中国申请专利的美国的药品、农药等化学品给予行政保护。这种一年一度由美方审核最惠国待遇的方式显然让中方不爽。但在双边谈判机制下,因为中国的产品出口依赖美国市场,加之中国整体实力明显弱于美国,除了知识产权领域,其他领域完全没有让步的空间,故中国在双边谈判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此,中国政府一直在寻求各种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
而此时,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GATT这一多边机制确立了成员间互给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中国政府便积极启动了恢复GATT创始国地位的工作。然而,因为多种因素,中国未能在1994年前完成“复关”谈判。在WTO成立后,中国开始了“入世”的艰苦努力,直到2001年中国才完成了加入WTO的全部谈判,成为其正式成员,从而解决了与美国及其他WTO成员的最惠国待遇“紧箍咒”问题。
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十多年来,中国在WTO框架下利用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外贸总额直线上升,进而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这中间也曾因WTO规则等因素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或地区有过贸易摩擦,但在这一多边框架下最终都得以圆满解决。尽管中国也曾因为在WTO框架下就一些问题的裁决而修改国内法,但总体上看WTO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相反,美国在WTO框架下提起的针对中国的诉讼,如侵犯知识产权的诉讼等,均以败诉告终。
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相对比的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受到重大影响。在过去十多年里,WTO的多边机制并没有完全实现美国的意志。近年来,美国国内价值观出现分裂,在“美国第一”的观念影响下,其贸易政策开始趋向保守,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抬头。特朗普大选获胜只是这些思潮的一种反映而已。
特朗普上台以后,不断更换其身边的重要官员。在上任的官员中,有诸多是20世纪80-90年代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鹰派人物。这些人的观念以及行为模式自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初的影响。美国凭借目前仍然存在的总体实力优势,以双边谈判的方式解决中美贸易摩擦,自然就成了首选方式。因此,双边与多边模式的选择本质上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争。
应当看到,解决贸易摩擦的双边与多边之争仅仅还是法律和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反映在美国与其盟友之间。比如美国与欧盟在钢、铝征税问题上就是这样。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还存在更为深层此的观念性问题。美国在《特别301调查报告》中反复提到中国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等各类国家计划或战略等,这或许才是应当引起中国特别关注的地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美贸易的前世今生
2018-09-19 16: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文摘自《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一书序言
文丨项卫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即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ofChina)从纽约起航开往中国广州的航程。
这艘360吨的商船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和太平洋,于同年8月23日抵达广州黄港。“中国皇后号”装载了40多吨皮货、人参等美国土特产,在广州受到“十三行”的欢迎。该船在4个月后返航时装载了茶叶、瓷器、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的肉桂,其首航的成功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来自中国的货物被抢购一空(据说连华盛顿这位国父本人也专程去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这次航行为船主带来了3万美元的利润。
当时美国国会议员们兴奋地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可能为美国开辟一条巨大的发财之路。”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在“中国皇后号”负责贸易事务的SamuelShaw(山茂召)为美国第一位驻广州领事。据史料记载,到达广州的第二艘和第三艘美国商船分别为“希望号”和“大突厥号”。不久以后,一家名为“广元行”的美国商行在珠江边的夷馆区开业。
1789年和1791年,美国国会两次通过对华贸易特惠法案,由此证明了早期的美中民间贸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很快就超过法国、荷兰以及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据统计,在1786~1833年这一期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
从总体上看,直到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是纯粹的商业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守法和更友善,因此更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在华的美资洋行生生灭灭,拆分重组,形成了以“旗昌洋行”(Russell&Co.)占主导地位(根据1829年的统计,当时该洋行占美中贸易的50%)和“同孚洋行”(Olyphant&Co.)独树一帜(该洋行是美国对华贸易商中唯一不参与鸦片贸易的洋行)的格局。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确保了美国在对华贸易上保有与其他列强均等的权利;而最惠国待遇则是该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使美国在当时的对华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据统计,1860年美中双边贸易总额从1845年的900万美元增长为2300万美元。到1905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1亿海关两。美国成为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国家之一。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双边贸易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尽管当时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规模较小,且主要是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如在1902年仅为1750万美元(而同年英国的对华投资已经超过1.5亿美元)。
此后,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促进下,美国的对华投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930万美元增长为1931年的1.55亿美元(但是依然远远低于同年英国的9.63亿美元和日本的9.12亿美元)。尽管如此,中美经济关系在1927~1937年这一期间已经成为南京政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中美经济关系的过去,是为了更加看清现在和未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中美关系的决定性进展,则构成了中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自以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始的1979年起,双边经济关系作为整个中美关系的核心以及“压舱石”和稳定器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从此被置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中,并且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双边经济关系)。
2008年爆发的这场被经济学家称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模式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同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和金融在事实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在把握其经济和金融运行时都无法脱离对方。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比中美两国更加紧密。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Roach)的观点,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成为对方的镜像:终极生产者(中国)是终极消费者(美国)的镜像,而储蓄盈余者(中国)又是储蓄赤字者(美国)的镜像。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相互依赖的中美经济关系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大国的中国经济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守成大国的美国经济都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因此二者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而深度融合和严重失衡又构成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并且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王冠楠博士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中基于对“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即经济联动模式与权力结构分配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这一认识,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开放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国的联动模型;并且揭示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DSGE模型框架下的主要表现。
在此基础上,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考察;并且运用经济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及其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同时引入经济“暗物质”假说,即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存量调整方式,进一步证明了美元的“过度特权”的存在。
作者在书中不仅揭示了中美两国之间非对称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而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即中国如何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化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走出来。
我认为,王冠楠博士的这项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以往从表现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诸多研究,本书突出了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阐述;特别是进一步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分析中指出非对称性的来源和基础,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第二,本书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论点进行了拓展,同时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美两国都受益于经济上的这种深度的相互依赖。
在贸易领域,中国通过美元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从而成为美元本位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但是双边贸易的严重失衡,却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理由”。
在金融领域,中美两国的金融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博弈是一种“金融恐怖平衡”)。这种博弈不是简单的静态博弈,而是动态博弈。这种竞争合作关系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是一种动态的互动。
在投资领域,中美双边投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甚至比双边贸易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扩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可以平衡双边贸易关系的失衡)。然而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却出乎意料地少,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可用于规范双边投资关系的双边投资协定。据此可以认为,中美经济关系研究是一个开放的课题或研究领域。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而且值得我们去进行不懈的探索。
十一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Schularick)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关注中美两国密不可分的现状,并且提醒世人关注中美经济之间“共生”关系的不断加深及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
弗格森和舒拉里克试图用“Chimerica”(“中美国”)这一新的地缘政治名词证明,由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及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
然而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在2011年发表的题为《“中美国”的终结》(TheEndofChimerica)一文中认为:过去十年里中美两国的“经济联姻”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濒于破裂”,“中美国”这一形式不能长久,其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相较于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在短短的几年里先后提出的大相径庭的观点,我更赞同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提出的“美中两国的关系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关系”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包括双边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中美关系都已经呈现“难舍难分”之势;合作共赢应该而且必须是中美两国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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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
非对称性研究
王冠楠 著
2018年5月出版
定价:79.0元
本书的逻辑起点在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需要放置到一个更宽泛的全球和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中美贸易相互依赖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密切往来,使两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然而两国之间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开放结构的非对称性,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不断加剧。中美两国走出消极依赖与两国转变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致的,即二者之间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由此,引入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机制,使经济相互依赖重新发挥正向激励的作用对于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中国需要知道如何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报告
(2017~2018)
刘春生 王力 主编
2018年6月出版
定价:98.0元
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创造就业和增加税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商品结构、经营主体和贸易方式优化,加速对外贸易转型,努力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企关系,有效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取得一系列巨大的成就。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中国将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宏伟画卷已经向世界展开。
全球贸易分析模型
刘宇 主编
2018年8月出版
定价:98.0元
作者旨在对目前在政策评估领域广泛使用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进行详细的介绍。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模型的理论进行介绍,从模型的理论基础、构架方式和主要内容几个方面对模型展开剖析,并且对静态和动态两种模型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第二部分重点集中于对模型的应用,精选了作者使用GTAP模型的经典分析案例,从若干具体经济问题出发,向读者充分展示模型的使用方法,并对模拟分析的结果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读。
延伸阅读
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
齐锡生 著
2018年5月出版
定价:79.0元
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
任东来 著
2018年6月出版
定价:128.0元
中美传媒互动与文化交流
肖欢容 孙璐 主编
2018年1月出版
定价:68.0元
有趣的时代
﹝美﹞傅立民 著
王柏松 王在亮 译
2018年1月出版
定价:98.0元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张蕴岭 赵梅 主编
2017年11月出版
定价:98.0元
能源安全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赵庆寺 著
2017年11月出版
定价:118.0元
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对华战略
王辉 著
2017年4月出版
定价:68.0元
中美布局
徐洪峰 著
2017年4月出版
定价:78.0元
中国1945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著
季大方 译
2017年3月出版
定价:76.0元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闫晓萍 著
2017年3月出版
定价:76.0元
制度之战
李巍 著
2017年1月出版
定价:66.0元
往期精彩:索·恩丨罪行与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内犹太人大屠杀
策划:路 红
编辑:路 红
审校:秦静花
来源,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59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