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预言集
202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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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梁启超等人预言:上海将举办世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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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2日 16:25 来源:新民晚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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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吴趼人
陆士谔
记者昨天获悉,对于中国与世博会的历史考证又有令人惊喜的发现:梁启超、陆士谔、吴趼人三位文化名人在100年前的清末,分别发表了三部小说,竟不约而同地预言上海将举办世博会。其中陆士谔精准地预言世博会将于2010年举办。
这一信息是记者从大型电视纪录片《百年世博梦》剧组得到的,这部由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制作的6集电视片透露了100年前的惊人预言。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早在1902年发表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从60年后的上海举行大博览会写起,他写道:“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处处有论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梁启超的艺术想象,集中地体现了那一代人的强国梦。
晚清小说家吴趼人《新石头记》发表在1905年,讲述贾宝玉再度入世后的近代故事。书中写道:“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种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作者通过描写贾宝玉的这段奇遇,寄托了自己对未来的理想。
最绝的是晚清上海小说家陆士谔在1910年发表的充满理想的小说《新中国》,全书共分12回,以一个梦贯穿。他预言100年后,中国将举办万国博览会,地点便在上海浦东,书中主人公“陆云翔”其实就是作者本人。小说中写道,在上海浦东要召开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外游客都要来。在小说里,一觉醒来的陆云翔与妻子游历上海,惊讶地发现,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昔日趾高气扬的洋人见了中国人彬彬有礼,而街头的新生事物更多,以往经常碰撞行人的电车也改为地下行驶,“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日夜点着电灯,电车就在里头飞行不绝。”更让陆云翔惊讶的是:“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得与上海差不多了。”妻子告诉他,大桥是为开博览会才建造的。小说结尾,陆云翔被门槛绊了一跤后跌醒,方知梦幻一场。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丈夫却答:“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如今,陆士谔的一场奇梦竟变成了现实。可以说,他的预言一一应验。 首席记者 俞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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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陆士谔,1878年出生在上海青浦朱家角,从小爱读稗官野史。14岁到上海城里行医谋生。
吴趼人,1866年出生于广东南海。1897年开始在上海创办小报,他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梁启超百年前对上海世博会的大胆构思2011-03-11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是有关上海世博会的最早的民族想象,其影响深远,值得大书特书。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跫跫足音鼓动耳膜,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办博的主张在20世纪初,一度成为以梁启超为首的作家群的共同文学梦想。对此我们不应仅作单纯的文学理解,那实在是中华民族对未来的构思。”
小说烘托出世博强国梦
1902年11月(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梁启超在新创刊于日本横滨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发表梁氏自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如题所揭,这是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小说第一回“楔子”,开篇首先明确未来新中国的时地——“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
梁氏的公元纪年有误,20世纪应以1900年为基数,那么小说所说的那一年应是1962年。那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50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小说随即铺陈上海世博会的设想——“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小说又说:“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子孔弘道(字觉民)老先生在博览会上开设《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小说即借孔老先生之口,敷演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行迹。由本国国民议决即可举办世博会,这符合历史上一度通行的世博会举办程序。小说所写的上海博览会有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透显该会展的国际性。
就这样,梁启超借上海世博会搭建了小说倒叙的平台。通过世博会在上海的举办,顿使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气势不凡,同时分明烘托出梁氏的世博强国梦。
涉笔世博会的起因
探究梁启超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涉笔世博会的起因,与1940年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当有关联。圣路易斯世博会原定于1903年举行,以纪念该市开市一百周年。如是,此距《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仅有一年之隔。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长期栖身日本,东瀛又热衷于参博办博,梁氏不能不身受濡染。试想,当梁启超向壁虚构《新中国未来记》之时,原定第二年就要举办的圣路易斯世博会能不触发他的灵感一现?
这并非完全的悬想枉测,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北美新大陆,行途中他频频亲炙于美国的世博文化,对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渴慕之情更是有其游记为证。此时梁启超刚过而立之年,他由日本横滨启程,前往加拿大,再由加拿大到美国纽约、哈佛、波士顿、华盛顿、费城、圣路易、芝加哥等地,遍游新大陆的各大名城。梁启超“闰五月二十五日由纽柯到圣路易”。在《新大陆游记节录》中,他慨叹道:“明年开世办博览会于此市。其会期本在今年,以预备未完,故改订。否则余到之日,正开会时也。逸此机亦一可惜,但游会场一周,以当望梅。”
原定1903年举行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终因财政同题延后一年。梁启超与圣路易斯世博会擦肩而过,但梁任公分明认识到世博会对于提升城市繁荣的重要作用。在日渐临近的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感染下,梁启超触发了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灵感,借助虚拟性的叙事,直接陈述了有关上海世博会的创意设想,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复兴的想象,并由此开启了宪政派乌托邦小说的序列。
小说影响到陆士谔
1905年,擅长创作谴责小说的作家吴趼人发表《新石头记》,虚构贾宝玉再度入世,巡览近代中国,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
小说结末第四十回“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
《新石头记》敷演的上海世博会场景,与当代的真实更为吻合(比如以浦东为世博场所)。然而,就原创性而言,该小说不能不退而居其次,因为吴趼人的创作明显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方面,吴趼人的小说至少存有一处内证:《新石头记》在涉笔上海世博后,紧接着介绍了在北京成立万国和平会。所谓“万国和平会”正对应梁启超小说中的“万国太平会议”,适与上海办博形成前后关联,如此正显出和平与繁荣的两大主题。
受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影响的,还有陆士谔的《新中国》。在当今世博宣传中,陆士谔日益受到关注。有文章称陆士谔的小说《新中国》发表于1910年,该书预言的世博会正是100年后,恰好对应2010年上海世博会。然而,遗憾的是,细读陆氏的《新中国》,虽见该小说略及博览会,但并非是世博会,且具体时间亦有较大出入。
多处出现博览会的情节
《新中国》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梦为载体,畅想立宪40年后的新中国美好景象,故而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其起始年为宣统三年(1911),故而40年后的宣统四十三年理应就是1951年。这在小说的第一回已交代明白,在梦境中,李友琴女士向陆云翔出示当天报纸,“见明明写着‘大清宣统四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西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号、礼拜日’两行大字”,从而使云翔确信自己真的到了新时代。
语涉博览会的情节出现在该小说的第三回“创雨街路政改良,筑炮台国防严重”。书叙陆云翔与友琴女士乘坐地铁,二人出车站后所见情景及交谈内容:见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浦,直筑到对岸浦东。忙问女士:“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中国国家银行分行,就开在浦东呢!浦东到上海,电车也通行的。”
如引文所示,陆士谔小说明明写的是在宣统二十年,也就是1928年,在那一年上海“开办内国博览会”。注意,是“内国博览会”,而不是有些文章所说的“万国博览会”。那么,“内国博览会”又是哪一种类型的博览会?实际上,“内国博览会”一词源自于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向西方学习、奋发图强,他们不仅积极参加世博会,而且在本国举办各类博览会,从1877年到1903年,前后总共举办了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旨在振兴国内产业。内国劝业博览会,也就是陆士谔《新中国》的“内国博览会”的出处。显然,内国博览会以展览国内产品为主,属于全国性博览会,并非世界博览会。
在其作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新上海》中,陆士谔似一度将“内国博览会”与“万国博览会”混同。该小说第四回提到即将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既而言及往年日本东京举办的“万国博览会”。
其实,日本举办世博会始于二次大战后的1970年。与《新上海》所说的东京举办万国博览会对应的史实是1890年日本在东京上野公园举办的第三回内国博览会。但《新上海》在票价方面又将全国性博览会的南洋劝业会与所谓的东京万博会进行类比,似乎二者又是同一层面的。其实,这正反映了陆士谔对世博会的一知半解。当然今人不宜沿袭其谬。
立宪——和平——世博,原是自梁启超开创的宪政乌托邦小说的三大招牌性要素。陆士谔有意不在小说高潮处敷演世博,乃至将世博会处理成内国博览会,理应视为世博强国梦的文学变奏,这或许是作家有意同中求异的匠心体现。(转自《中外书摘》 2010.4.25《金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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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小说中的惊人预言
重拾女人心 2019-04-01 收藏赞分享
1902年,梁启超创作并发表了“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在这部小说中,他惊人地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新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将是一个叫“黄克强”的人,而且,他还预言世界将出现中文热,将在上海召开“世博会”……
戊戌变法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之后,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舰长将一本日本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磨时光之用。没想到,这本小说竟深深吸引了梁启超。
这本《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写的“政治幻想”小说。书中虚构了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了流亡异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和助其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的故事。书中有男情女爱,更充满了故国沦亡之悲、志士兴国之壮。如此内容,梁启超感同身受。
1898年12月23日,晚清立宪派所创办的第一份宣传立宪的刊物《清议报》创办于日本横滨,主编为梁启超。《清议报》从第一期起,就开始连载梁启超翻译成中文的《佳人奇遇》,并引起了巨大反响。梁启超一时技痒,在1902年创作了一部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共五回,约9万字,并未写完,这部作品畅想了从1902年到1962年这60年间中国的变化。小说的主旨,是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大统领,即大总统。“罗在田”指光绪皇帝。新的共和国定都南京。通过维新造就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名叫黄克强,被选为第二任、第三任大统领。经过维新50年,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已成世界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所以在1962年中国全国人民在首都南京大庆维新50周年的时候,各国政要纷纷来祝贺,参加盛典。
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对十年后的预言之准,确实令人匪夷所思:辛亥革命爆发后首先是南方诸省独立;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定都于南京。书中的重要人物“黄克强”本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中后来辛亥功臣黄兴的字,黄的字就是“克强”。尤其是他竟然还预言了“上海世博会”。
民国政府成立后的1912年10月,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在对报界的一次演讲中,还特别说起当年的预言:“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梁启超的预言之准,从其另一番言论中亦可看出:立宪请愿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写的文章有一番很具震撼力的言论:“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还说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结果,真的宣统三年清王朝灭亡。
梁启超小说中的惊人预言
梁启超惊人预言:若不速开国会则将来世界上决无”宣统五年”一词
导读:1903 年,梁启超久有亲到 “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 考察一番的宿愿,不想此次游历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他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病,根源在于 “迷信共和”,造成两党政争激烈,官吏贪黩, 市政腐败, 有的大城市简直成为 “黑暗政治之渊薮”。岁末, 乘中国皇后号轮船返抵日本横滨。访美归来后, 梁氏言论大变, “反对破坏主义”, 认为中国决不能革命, “对于国体主张维持现状”。
戊戌变法失败,康、梁潜逃,谭嗣同慷慨就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 年秋天,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1873—1929年)逃亡日本。因戊戌政变发生、顽固派扼杀维新变法, 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清廷专制统治的罪恶, 以及到日本后大量阅读了西方民权著作, “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脑质为之改易” 之外,也同革命派对他一再争取有关。他的思想的一度激进。
刚抵达日本不久,孙中山、陈少白即托日本友好人士宫崎寅藏、平山周调停, 拟就联合反清问题与康、梁会谈。时康有为以革命党人 “大逆不道”, 自己曾受光绪帝眷顾, 以 “帝师” 自命, 羞与为伍, 故拒绝往来。梁启超则与革命派有接触, “各抒意见, 讨论合作方法颇详”。因康断然拒绝合作, 梁亦犹豫不决, 未获结果。
1899 年二月,康有为因日本政府的授意,离开日本,前往加拿大。这样,梁启超就有一度脱离康的羁绊。四月, 他与兴中会会员杨衢云曾在横滨山下町再度商量合作, 也未得结果。七八月间, 因得华侨帮助, 梁启超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
湖南时务学堂,维新派最早一批建立的新式学校
就读学生人数不多, 初约二十人, 连后来陆续入学的有三十余人, 但其中不少人与此后国内政治事件大有关系。其主体是追随梁启超到日本的湖南时务学堂的青年,有林圭、 范源濂、 蔡锷、 唐才质、 蔡钟浩、 田邦璿、 李炳寰等, 原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也来日本, 还有冯自由、 郑贯一、 郑云汉等人。梁启超任校长,又聘请日籍教习。
当时学校充满着自由革命思想,据冯自由所记:“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各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梭、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 此年夏、秋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交往日密,讨论政治、种族、土地诸问题,言论趋于激烈, “渐赞成革命”,并商两派合并的计划。
此年他所写《饮冰室自由书》中有 《破坏主义》 一篇,即高唱:
“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又说:“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 《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 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当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欧洲与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灵未沫,吾道其东!大旗觥觥,大鼓大鼕鼕,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
卢梭与《社会契约论》
上述梁启超的思想动向及与革命派联合的计划,遭到改良派骨干人物徐勤、麦孟华的反对, 并 “移书康有为告变, 谓卓如渐入(孙)中山圈套, 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书大怒, 立即 “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康有为施加了巨大压力,梁启超的态度又向改良主义摇摆过去。
因此,1899年至 1903 年期间, 梁启超受到革命潮流和保皇思想两方面夹攻, 他的政治态度也就在激进与改良之间左右摇摆。
1900年上半年, 他奉康有为之命到檀香山倡议成立保皇会并募捐款。三月二十九日, 他致函孙中山,既说 “倒满洲以兴民政, 公义也”, 又说 “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也”,坚持 “勤王” 之后 “举皇上为总统”。在四月一日致康有为信中,则力辩自由为 “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自由者, “质而言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批评其老师只讲开民智、不讲兴民权,认为:“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
1902年前后梁启超在日本与子女合影
1902 年正月, 他著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阐述保教之说不利于救亡图强的事业, 不利于思想的自由发展, 与康有为的 “保教” 主张大相径庭。四月, 他致书康有为, 再次申明:“今日民族主义思想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 谓无以易此矣。” 又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 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 “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 而更提倡保之, 是北行南辕也。”
1903 年三月, 梁氏致信徐勤, 又表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 “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其他《中国积弱溯源论》 《新史学》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及介绍西方近代社会思想的文章, 也都著于这一时期。但他在激烈批判专制、主张革命的同时,又写信向康有为表示 “悔改”,故康于 1903 年 初写信说, 为梁的 “悔过至诚” 而 “深为喜幸”。
至1903 年,梁启超的思想出现了极大转折。年初,他应美洲保皇会之邀, 离日赴北美,先到加拿大,后到美国,在将近半年时间内,他遍历美国各大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芝加哥、巴尔的摩、圣路易、旧金山等。
20世纪初美国童工纪实照
梁氏久有亲到 “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 考察一番的宿愿,不想此次游历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他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病,根源在于 “迷信共和”,造成两党政争激烈,官吏贪黩, 市政腐败, 有的大城市简直成为 “黑暗政治之渊薮”。岁末, 乘中国皇后号轮船返抵日本横滨。访美归来后, 梁氏言论大变, “反对破坏主义”, 认为中国决不能革命, “对于国体主张维持现状”。
1905年七月,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十月同盟会机关报 《民报》创刊。此后即以 《民报》 与 《新民丛报》 为主要阵地, 展开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思想论战。梁氏撰有 《开明专制论》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 鼓吹共和不如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 革命必然引起大乱, 革命必将引起外国干涉一类论调。
自1906 年至 1910 年间, 梁氏还热衷于组织政党和鼓吹立宪的活动。1906 年七月,清廷开过一次御前会议, 通过了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的报告 (五大臣系于上年九月出国考察, 此份报告实际上是梁启超起草), 接着下诏预备立宪。梁氏对此颇表赞许, 认为 “立宪明诏已颁, 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 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十月, 与杨度、蒋智由、徐佛苏、熊希龄等商议组建政党。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
至1907 年夏, 因与杨度意见不合, 各行其是。梁氏为此风尘仆仆奔走于上海、神 户、东京间。九月, 由梁启超及马良、徐佛苏、麦孟华、 蒋智由等在东京创立政闻社。梁氏撰 《政闻社宣言书》, 订了四条政纲:
一、 实行国会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
二、 厘订法律, 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 确立地方自治, 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 慎重外交, 保持对等权利。
还向清政府特别申明,政闻社所执行的方法, “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 其对于皇室, 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 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而实际的计划除刊行 《政论》 杂志外, “并派员归国, 劝告清室, 速颁立宪之诏”。当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开成立大会之日,梁氏登台演说未毕, 同盟会员张继、 金刚、 陶成章等人冲散会场。
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1908年正月,政闻社总部迁至上海, 会员人数更增加。此后, 由于国内各处已逐渐发生请愿、开会、演说等事, 而政闻社 “因联络各省志士, 发起国会期成会,警告政府速颁宪法, 并电劾亲贵权奸丧权辱国, 致大触当时所谓南、北两洋大臣张之洞、 袁世凯之愤忌”, 奏请清政府下令解散政闻社。这是 1908 年七月的事。
1908年十月,光绪帝卒,溥仪即位,改元宣统。西太后于次日死。梁启超立即想利用政局的变动,策划扳倒袁世凯。十二月, 袁世凯被清廷 “开缺回籍”, 梁氏得悉立即致函肃王善耆, 建议向中外彻底宣布袁世凯罪状。
1909年九月, 清廷成立中央资政院及各省谘议局。十一月, 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 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梁启超指挥在上海的徐佛苏频频向各省谘议局议员发信, “使其一面努力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此年冬, 徐佛苏赴京请愿, “共谋立宪救亡”, 梁氏约三日必有信札一通, 指导运动进行。
1910年 5 月,国会请愿团发动第二次请愿。失败后, 梁启超撰文批评清政府阻挠召开国会, 呼吁社会各界投入请愿。九月, 第三次国会请愿团向资政院上书。十月, 清廷宣布将预备立宪期由九年改为五年。
梁启超立即著 《谈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 予以 抨击:
“时局危急,极于今日,举国稍有识稍有血气之士, 佥谓舍国会与责任内阁无以救亡, 尔乃奔走呼号……乃不期而仅得奉十月三日之诏, ……国会既不愿即开,又不敢太缓开, 则调停于明年与九年之间, 而取五年,诚不知宣统五年可以召集国会者, 宣统三年不能召集之故果安在?”他并且警告说:若不速开国会, 则将来世界字典上, 决无 “宣统五年” 一词。
腐朽的清皇朝使用拖延战术的确没有能够更长久地维护其统治。1911 年 (宣统三年) 10 月 10 日 武昌起义的枪声, 宣告了清朝的垮台。政治形势发展的时间表准确地应 验了梁启超的预言。辛亥革命以后进入中华民国时期,梁启超也面临着新的形势。
作者受教于陈寅恪弟子刘节先生、师从史学大家白寿彝
预言巧合,一语成谶——辛亥百年,重读梁任公(之三)
面向大海
来自: 面向大海(面向大海) 2011-04-04 13:29:20
预言巧合,一语成谶
——辛亥百年,重读梁任公(之三)
纵观梁任公一生,他的政治理想失败居多。但饮冰室主人当初的许多预言,却是如此准确!
清末,朝廷迫于压力,宣布预备立宪,接着宣布第九年后(即宣统八年)实行宪政。立宪派先后掀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朝廷后来只同意提前三年(即在宣统五年)。
立宪请愿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写的文章有一番很具震撼力的言论:“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开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还说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结果,真的宣统三年清王朝灭亡。好几本近代史著作都记载此事,可见其影响。
更有意思的是,梁任公1902年创作了一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所称的聊胜于无的“新小说”。这部小说文学上说不上什么艺术成就,可以看作一部政治启蒙小说,或者一个宏大的政治寓言。开头描写:公元1962年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按此推算,小说中的新国家开国纪元,就是1912年。竟与后来的中华民国元年,如此巧合!
民国政府成立后的1912年10月,梁从日本回国后,在对报界的一次演讲中,还很特别说起当年的预言:
壬寅(1902年)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犹记曾作一小说,名曰《新中国未来记》,连登于该报者十余回。其理想的国号,曰“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即在今年;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当时固非别有所见,不过办报在壬寅年,逆计十年后大业始就,故托言“大中华民主国”祝开国五十年纪念,当西历一千九百六十二年。由今思之,其理想之开国纪元,乃恰在今年也。
罗在田者,藏清德宗之名,言其逊位也;黄克强者,取黄帝子孙能自强立之意。此文在座诸君想尚多见之,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
得意之情,跃然而现。他还提起当年请愿立宪之事:
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1912年10月22日)》)
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时,那些以蔡锷、唐继尧等名义公开发表的反袁通电、以段祺瑞名义发表的讨张宣言,其实都出自梁任公的手笔。对形势结局的预测,也都非常准确。1918年以后,他决心脱离政坛,其实还是很关心政治,此时议政多于参政。20年代初,整个中国大地就是直、皖、奉、滇、桂等派系军阀混战。1921年7月,他在给女儿梁令娴的书中,就有“北京政府倾覆在即”的看法。直、皖大战后,胜利者吴佩孚曾被许多人看好,吴曾授意在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张一麐(仲仁)参与其中。1921年8、9月间,致信张说: “庐山会议太近滑稽,盼公更勿与闻,徒自损令誉”。并对时局分析“项城(袁世凯)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尚尔尔,况下彼数等者耶?”后来时局的发展,正如其预言。
1927年前后,政局更是复杂剧变:国共合作、北伐高潮,接着发生国共分裂,国民党内部也有宁汉对立。梁任公此时公开议论时局不多,而私下在给儿女们的书信中,比较具体谈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梁此时的基本态度是,厌恶军阀,不喜欢共产党,也不看好国民党。(这种立场也直接影响到后代史家对他历史地位的评价)。1927年1月两封《给孩子们书》中说: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快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是能往光明上看”。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
当清党“讨赤”活动开始以后,梁在5月5日的信中给孩子们说:
“现在军事上,形势蒋派似颇有得,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肯抛弃‘国民’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恐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胜利……”(后面那些话,就不必引了,今天听起来也许会让人觉得刺耳。)
6月15日的一封信谈到了当时国民党内宁、汉之争的局面:
“以常理论,武汉派似无成功之可能”。
在辛亥革命前,梁站在保皇派立场,与同盟会中主张共和立宪制的革命党人有一场论战,坚持他的君主立宪制。他1906年在《开明专制论》中谈到“中国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宪之理由”,其中认为“人民程度未及格”,议会与选举政治可能会出现的现象:
“然在程度幼稚之民,往往因辩论而生意见,因意见而生仇雠。故吾中国向来议事之场,动则挥拳拔刀,数见不鲜矣!”
选举时,“而在程度幼稚之国民,往往受贿赂被胁迫”。选举的竞争,“在幼稚之国民,或至用武力以破坏秩序”
。
在《暴动与外国干涉》一文还认为革命后,“中央旧政府既倒,而新共和政府不能成立,或暂时成立而旋起冲突,中央纷乱如麻,而各省新经兵燹之后,人民生计憔悴,加以动乱已动,人人以好乱为第二天性,自然的暴动陆续起,……于是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而外国之干涉乃起”。
这场大辩论的结果,当然是革命党人的言论能带来较多的憧憬而更具号召力,梁的保皇派败下阵。很快,革命爆发,推倒清帝,紧接出现的政治局面,似乎又完全应验了梁的预见:民国建立共和制以后,多次的府院之争、国会的立废无常和“猪仔国会”闹剧,还督军团呈威干政。政治争纷不断,派系林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导致新旧军阀混战和割据,接着就是列强的干涉和侵略,历史活剧轮番反复上演。还有,今日还可以从电视画面上经常可以看到海峡对岸立法院开会动拳脚的场面。
今天不少历史学者在批评梁的保皇立场时,也认为梁任公当年这番言论还是很有意义的,起码能提醒人们革命后可能发生的后果。这一切,就是如此神奇,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梁任公的远见?神算?或者说历史的宿命、捉弄?让人唏嘘不已!
最近有一本较畅销的新书:《辛亥:摇晃的中国》,该书没有读过,无法置评。但书名本身则给人很多的启发联想:不仅辛亥前后,中国是摇晃的,辛亥以来中国的百年历史,不也是摇摇晃晃的吗?今日回望辛亥,同时也对辛亥革命以来摇摇晃晃的中国百年历史作一些思考,会让人很多感慨!重新审视梁任公先生在这摇晃百年历史中的作用与影响,也让人有无限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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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1984
野火1984 (Senkaku Islands belong to JP) 2011-04-04 22:09:25
好文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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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海
面向大海 (面向大海) 楼主 2011-04-06 22:47:19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后人也进行了与此相符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既反对国民革命又反对共产主义,不论是与国民党还是与共产党都处于敌对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对他的研究是受到一定制约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狭间直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3月第1版)
怎么找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
百度上好像没有。
梁启超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影响,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属于敏感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