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医陈存仁在其《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写到:“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我们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1929年3月17日),定为“国医节”,又称“三一七事件”。从此之后,年年三月十七日那一天,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
91年过去了,中医界人士还会在3月17日这一天纪念“国医节”。
大风暴指的是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中医案”,引起全国中医的大抗争,最终中医取得了相对胜利。为什么中医人要持续纪念这一天?
因为整个三一七事件中,中医先是差点被当时政府废除,又通过抗争,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中医人在三一七事件的刺激下,空前地团结起来。
2020年的3.17国医节比较特殊。今年年初,中医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疫中,接住了疫情的考验,让中国人又重新认识了一次祖国传统医学,也让中医人自信。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国医节的纪念有了别样的意义。
▶1929年2月23-26日 , 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 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获得通过。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
▶《康健报》创始人陈存仁和《医界春秋》杂志创始人张赞臣通电商量对策,陈存仁提议召集全国中医代表到上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抗争会。
▶陈存仁和张赞臣赢得当时名医谢利恒与丁仲英的支持,决定利用《康健报》和《医界春秋》的全国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转交当地中医公会。
▶药业张梅庵加入,提出中医师及中药店择日全体停业半天,举行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
▶上海医界联合抗议大会顺利举行,一千多中医停诊,几百人药业人员参加。定于三月十七日假座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
▶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把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刊登出来,再一次惹怒全国中医药界。
▶3月17日,有十五省代表,二百四十三县的县代表,四个市的市代表共计正式代表二百八十一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议连开三天,会上提出派代表到南京去请愿。
▶3月23日下午,蒋介石接见请愿团,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小时候,我有病都请中医看的,现在也常服中药。”接见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但大家还是确信,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3月24日,请愿团与卫生部长薛笃弼与请愿团的谈话中一再表明。自己决不会实施废止中医提案。与之相反,卫生部为加强与中医的联系,还决定聘请谢利恒、陈存仁二位中医为顾问。至此,请愿任务可以说已胜利完成。

▲代表团合影
西医在中国的进入和崛起,造成了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在中国的并存与抗争,中西医之间的比较成为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这种比较只有在中国才成立,李约瑟提到,世界各族疾病历史记载中,中医学几乎是唯一拥有连续性著述传统的。
中医废存之争涵盖在近代中西医之争中,西医试图废除中医,消灭中医,中医愤而反抗。国医节纪念的三一七事件是中医废存之争的一个高潮。
▶1912年,北洋政府新定学制,摒中医于学校门外,中医界开始了第一次请愿抗争之举
▶1915年,随着两大西医会团体的创立,中国医学团体有了中西之分。
▶废止中医之论始发于清末民间,构成废除思想之滥觞,民初后废医论者渐多,1916年余云岫著《灵素商兑》,提出废止中医,非偶发之论,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几年后杜亚泉、恽铁樵等出面应战,开中西医学术正面论战之先河。
▶1925年,中医界再次请准中医加入学系,中西医之争卷入了上层;同年,上海医师公会创立,废止中医之营垒开始形成,于是中西论战了无虚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肇建,政府设卫生部,权柄为协和医院院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刘瑞恒等西化派所握,中西医之间形同冰炭。
▶1929年废止中医案出台,由此引发全国性大抗争,双方剑拔弩张、势如洪水不复可遏。这场混战持续近10年因抗战而搁止,其间,医界、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公众纠缠其中,集会、请愿、抗争、论战此伏彼起。战后风波再起,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瓦解。
三一七事件历史意义结合中医战疫现实,现实与历史部分重叠,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依然值得学习。
“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的通过,让中医首次面临现实生死问题,是西医势力首次动用政治力量解决文化纷争,中西医之争由之前的文字和理论上的论战,转化政治和法律层面。而中医人的反击也是利用了政治力量,3月23日下午,请愿团终于见到蒋介石,他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小时候,我有病都请中医看的,现在也常服中药。”接见时间虽然只有短短5分钟,是蒋介石的话让中医代表团相信,问题已得到了彻底解决。
战疫期间,从中央到地方,支持中医药参与抗疫相关政策一直十分及时。没有政策支持,何谈中医药发挥作用。而政策的支持,中医人从来没有停止过争取,非典期间,便是邓铁涛邓老等中医元老争取到中医介入非典治疗,证明了中医治疗瘟疫病的优势,此次中医抗疫,更有张忠德为代表的一批中医人,带着非典经验进入战场。
如今,中医药发展的相关政策出台之前,几乎都会有征求意见稿,是中医人建言的好机会。目前,院内制剂等相关政策尚未出台,为这些政策积极建言,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是中医人在提升医术之余,另外一种历史责任。
在西医的冲击面前,一盘散沙中医人首次团结起来,共同抗争,意识到各自为政不利于事业发展。要知道,中医医生一直长期处于各自为政,长期讥评的关系中,这样的弊习直到现在还存在。
抗疫期间,中医内部总体的言论是向好的,但依然有部分攻击同行的无理言论。
三一七事件以后,中医师们日益减少彼此间的恶意攻击,甚至效法西医而拟定多种中医医学伦理,1933年上海国医公会制定的十八条“国医公约”中,便有多条专门论及同道相处的伦理,如“八、对病家切忌攻讦前医方药”,“九、对友人切忌评论同道短长”。我们是不是应该从中反思些什么?
《康健报》创始人陈存仁和《医界春秋》杂志创始人张赞臣利用《康健报》和《医界春秋》的全国订户地址,在各省各市各县挑出二人,将抗争通电转交当地中医公会。
没有这两家中医杂志的群众基础,全国的中医界不可能短时间联合起来,也就不可能对上层造成压力,避免中医被废止的命运。医学报纸和杂志是近代中西医之争的主要舆论工具。
抗疫期间,除了有人民日报,中国中医药报为首的官媒,为中医抗疫站台,诸多中医自媒体,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医的优势理应让更多中国人了解。
抗争团将中医疗效作为自己抗争的大旗。一方面,当时中国80%的地区没有西医,取消了中医,老百姓的健康要靠谁?另一方面,即使当时的西医代表了先进的西方文化,但是有识之士还是看到了中医的疗效优势,认为中医千年来“治效卓著”。
全国商联会代表冯少山在请愿中称:“中医中药,为人民保障,垂数千年之久,治疗确具实验此为全国人民所公认者,……鄙人曩背留学欧美,知西医对于外科,亦有相当可取,但生命相关之内科大症,非请中医诊治不为功,鄙人居第三者地位,根据事实和自身之试验,认定中医药极有提倡之价值与必要,万无废止之可能与理由,希望医药界同志一致努力不难达到最后之日的”——参见《申报》1929年3月18日
此次中医战疫获得各方的认可,不也正是“打铁还是需自身硬”,中医治疫的疗效和优势摆在那里。
为了中医后继有人,三一七事件中,中医代表方提出将中医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统(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另一成果中央国医馆也曾致力于中医人才的培育。
从近代中西医抗争伊始,中医人便洞悉,中医的发展问题的最终都可以归于教育问题。直到现在,都是如此。疫情之下,很多中医医生的诊务受到影响,不如趁这个时机好好充电,练好内功。疫情彻底过后,看中医的老百姓无疑会多起来,到时候中医的医术得跟的上啊。
时至今日,中医废止之争,早已成为历史,发展中医更是中国国策,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国医节”这样一个因中医废止之争而起的节日。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得到了梁思成、周恩来等人的赞同。但郭沫若、田汉等针对于该曲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认为不符现况,应当修改。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赞同“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从而决定不做修改 。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文认为,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 。
此次新冠疫情,中医药几乎从一开始便参与抗疫,事实证明,中医药可以帮助新冠肺炎患者痊愈的时间缩短,避免轻症患者转为重症,这是张伯礼院士提出来的证明中医药效果的两个核心指标。
然而,在这样强有力的事实下,还是有部分人依然无法接受中医,疫情之下,中西医孰好孰坏的言论层出不穷。
中西医之争不会因为一次疫情停止,中医也不会因为一次疫情而崛起,路漫漫其修远兮,我辈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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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节是为了纪念反对取消旧医药及全盘否定中医中药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而设定的节日(每年的3月17日)。
3月17日是中国国医节。这一节日的来历与叶开泰药号组织领导的一场抵制废止中医药运动有关。当年汪精卫政府要反对中医,废除中药。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西医余岩(字云岫)借势发难,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提出:取消旧医药(那时中医中药被称为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
[1]
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国医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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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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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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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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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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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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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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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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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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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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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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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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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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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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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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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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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17日
在1929年,那时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
中国,1929年2月国民党政府卫生机构的主管余云
岫,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取消旧医药(那时中医中药被称为旧医药),全盘否定中医中药。如果取消旧医药被确定的话,治病用药,只能是西医西药,我国几千年的传统中医中药就会被遗弃,这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废止中医案”。当时在医学界引起非常大的振动,大量的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为此以“中医药界奋斗号”一刊发起了对取消旧医药的抗命。
为此,叶开泰由时任管事陈让泉连同其他两位请愿者赶赴南京,于行政院议事厅中舌战余岩,据理力争,最终迫使卫生部长薛笃弼现场表态:“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当本良心主张,对于中西医学,断不有所偏袒。”。1929年3月17日叶开泰召集召开了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提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主张,得到与会15个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的一致拥护。迫于压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最终于1930年5月7日举行第226次政治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医药的合法地位。
[2]
在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二百多个团体,三百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大会,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上
南京请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民心民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
中国国医节”;上海是“国医节”的发源地。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
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
北洋军阀到国民党
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
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
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
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
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
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年,教育总长
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
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
江苏、
湖北、
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而对这种情况,上海 “神州医药总会”会长
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残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
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
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 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
浙江、
安徽、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
湖南、湖北、
四川、
河南、
河北、
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经大会议决的重要提案包括:
(1) 请愿问题,议决由执委会负责办理。推选
谢利恒、随翰英、
蒋文芳、阵存仁、张梅庵组成
晋京请愿团,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
(2) 建设问题,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并设立各省中医药学校。
(3) 确定3月17日为中医药界大团结经念日——国医节。
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
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造福人类,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叶楚伧、
李石曾、
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
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
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年3月,由
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
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
公布《中医条例》步履维艰
在1933年6月召开的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
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
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
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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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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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引用日期2017-03-22]
-
2. 2 .2[引用日期2017-03-22]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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