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机特点,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中医“太阳少阳太阴病”,核心病机为“外感天行杂气”致使机体“太阳开”“少阳枢”“太阴开”之气化功能异常。特对其病、脉、证、治进行深入探析,从而为本病的中医防治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病; 杂气; 气化理论; 五运六气; 中医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 爆发在己亥年末(2019年底),庚子年初(2020年初)尚在持续,以湖北武汉为中心几乎传染覆盖全国各地,国外也相继出现感染人员,形势极为严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西医学专属命名,中医学对其尚无一致命名,笔者结合本病病机特点,认为属中医“太阳少阳太阴病”,核心病机为“外感天行杂气”致使机体“太阳开”“少阳枢”“太阴开”之气化功能异常。本文拟对其病、脉、证、治作以深入探析,从而为本病的中医防治提供借鉴和帮助。
1 “病脉证治”之内涵新探
中医学对疾病的认识往往通过不同层次展开,对疾病的命名、分类、辨证、治疗也往往按不同层次开展探析。中医学认识人体时常以形、气、神为 3 要素,认为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是在形态组织结构的基础上,由“神”主宰,通过“气”的运动变化完成[1-2]。其中气的运动过程即为气化,机体气化过程较为复杂,而梁永林教授的“三阴三阳开阖枢气化理论”( 简易“传交关系”见图 1) 即是对气化过程较为完善地归纳总结的理论体系[3]。
中医之“病”与西医之“病”的内涵存在极大差异,相较西医侧重“形质”层面的病变,中医更加侧重“气化”层面甚至“神机”层面的病变。张仲景即是极为重视“气化”层面而认识疾病的医家之一,这一点在其《伤寒杂病论》中便能体现,其中《伤寒论》部分更是以“六经病”分篇论述,《金匮要略》部分则以“杂病”分节编著,然而“杂病”同样可以归属于“六经病”进行诊治,二者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由此大致可以看出,中医对“病”有“六经病”与“杂病”2种分类。另外如陶弘景《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中虽有“五脏病”与“外感天行病”,但也都可以被“六经病”涵盖。“六经病”为张仲景独创,而“杂病”则历代皆有。“杂病”一词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灵枢》,内设“杂病”一篇,晋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设“妇人杂病”篇,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设“杂病”篇,隋唐以后“杂病”与“杂证”通用,如《杂病方论》《杂证全书》《杂病正传》《杂证谟》《杂病源》等书名众多,明清至今分科则更为细化,甚至掺入“西学”要素[4]。然而越后虽越细,却也越繁、越杂乱,皆不如张仲景从“气化”层面入手,执简驭繁; 相反若从“形质”层面研究分类,则症状新出不穷,学习也将无穷无尽、劳累烦琐。所以“智者察同”,可以六经钤百病,即如吴谦在《医宗金鉴· 伤寒心法要诀》中所谓:“六经为病尽伤寒,气同病异岂期然,推其形藏原非一,因从类化故多端。明诸水火相胜义,化寒变热理何难,漫言变化千般状,不外阴阳表里间。”
仲景首重“六经气化”,其“太阳病”之所以以“病”名之,其核心病机就是“太阳为开”之气化功能失常,又因外象“伤寒”“中风”之不同,形成不同的脉证,故名之“太阳病脉证并治”。正如梁永林教授所言:“太阳有太阳表、太阳经和太阳腑之分,而所谓‘开’就是把门打开,把阳门打开叫太阳为开,太阳为三阳之开,主一身之太阳表,一方面主司汗孔的开阖,另一方面抗御外邪,防止入侵,其太阳经通行营卫,其太阳腑膀胱又主司气化。或阴邪袭人,则始自太阳。当正气不足,外邪侵袭肌表,太阳表首当其冲而发病,导致‘开’的机能紊乱;或者当开而反闭,见恶寒发热、汗不出而喘;或当‘阖’而反‘开’,致汗出恶风,脉浮缓;或影响太阳腑致气化不行而口渴,小便不利。总之太阳之气不能上行外达卫外而为固,腠理开阖紊乱不节,以至于产生了太阳病。”[5-6]换言之,“太阳为开”功能失常,则名为“太阳病”,外象“伤寒”症状则以浮紧脉为主,用麻黄类方治之;外象“中风”症状则以浮缓脉为主,用桂枝汤类方治之。
其“阳明病”即是“阳明为阖”气化功能异常,在经为“阳明病经证”,在腑为“阳明病腑证”。依据“三阴三阳开阖枢气化理论”,正常情况下阖入阳明(二阳)的阳气主要就是用来腐熟水谷而化生气血津液(即化生“后天”)的,其中后天化生能量的部分又主要按三阳开阖枢的传交路径经“阳明大肠”传入“太阳膀胱”,物质的部分则主要按三阴开阖枢的传交路径经“阳明胃”传入“太阴脾”,剩余糟粕则经胃、肠从二便排出体外;而阳明(二阳)的阳气因为各种原因相对出现太过、不及致使“阳明为阖”功能失常就会导致“阳明病”,并可能出现以“阳明脉大”(《伤寒论》186条,条文号码依赵开美本)为代表的“脉象”,以及“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伤寒论》182条)的一般“外证”。以此类推其“少阳病”即是“少阳为枢”之气化功能异常,“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之气化功能异常则为“三阴病”。除此之外,课题组还运用“三阴三阳开阖枢气化理论”对《辅行诀》之“外感天行病”及其治方“四神二旦汤”进行了完整论述,并公开发表了相关论文,在此不再赘述。
邪气入侵人体致使机体“三阴三阳开阖枢”之气化功能异常而致“病”,“病”时因机体体质不同、感邪轻重不同、感邪属性不同而出现“从化”“传变”“合并”现象,随即发生不同的“证”,各“证”皆有较为典型的“脉”,也可以“脉”之变化进一步把握其“气化”趋势(如“脉大者病进”类),进而对应不同的“气化”状态遣方用药以治其“气化”,使其归于“平和”。紧密结合“开阖枢”理论,我们认为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可以从病、脉、证、治 4 个层次开展,其中病、证、治为三要素,脉为揭示机体气化状态的重要方面;而中医无疑是既辨病又辨证的,抓住病即是抓住了核心病机,抓住证则是抓住了病机的变化趋势,病证结合才是对疾病完整过程的全面认识。
2 COVID-19 太阳少阳太阴病脉证治
COVID-19属于中医学“疫病”范畴,疫情期间中医各家学说“百花齐放”,如王玉光、项琼、苗青等[7-9]将其归结为“湿毒疫”,认为是疫疠之邪夹湿伤肺所致;石岩、郑榕、仝小林等[10-12]将其归结为“寒湿疫”,认为是寒湿邪气阻肺碍脾所致;姜良铎、熊继柏、范伏元等[13-15]将其归结为“温热浊毒”或“湿温”,认为是邪热壅肺、湿热碍脾所致;另外“五运六气”学方面的专家还提出了“伏燥说”和“木疠说”,认为主要是“三年化疫”之邪气影响机体的正常功能而发病[16-18]。而本课题组认为COVID-19是由“杂气”(主要是由“三年化疫”之“疫气”与当时天行岁运、主客气之“时气”相杂合而成)所导致的“疫疠之病”,即“杂气致疫”,“杂合之气”影响人体脏腑“三阴三阳开阖枢”的正常气化功能,可在不同体质人体间互相传播、感染并表现为不同的感邪症状,病情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究其“气化交变”本质,可以将其定义为“太阳少阳太阴病”(见图 2) 。
“两虚相得,乃克其形”,“伏燥”之气易伤肺阴,“木疠”之邪易伤脾土,在人体表现出中焦脾虚湿盛而上焦肺阴不足的状态,“土金同病”又加之“子病及母”,这种状态的人土气不足。换言之,土气不足者为易感人群,加之己亥年末的“杂气”又为湿、寒、热三“戾气”之“杂合之气”。若其人感太阳寒水之寒气,则会阴寒伤表导致“太阳开的不及”甚至“太阳不开”,“太阳开”气化功能失常则成“太阳病”,其脉则多显浮紧之象;若其人感少阳相火之热气,则会火克金导致“太阴肺开的太过”而显虚象;“木疠”之邪克伐脾土,加之土运不足,则“太阴脾开之太过”而运化不足,湿象明显,“太阴开”气化功能失常则成“太阴病”,其脉多显濡弱之象;“地气不升”则“清气不升”,清者为营,则心营肺阴失养,又逢客气之少阳相火,则上焦火旺肺燥,中焦无清为营,下焦元阳不能及时随“太阳开”升出,则少阳三焦皆病,“少阳枢”气化功能失司而成“少阳病”,其脉则多显弦象。今湿、寒、热三气杂合之“戾气”同时袭土虚易感之人,则“太阳为开”“少阳为枢”“太阴为开”之气化功能同时异常而成“太阳少阳太阴病”。故总体治疗上,下焦需辛温以开太阳使元阳之气上升,中焦需化湿助太阴脾土开升清营,上焦需甘寒凉润助心肺之气下降,以恢复人体正常的“开阖枢气化”。
因机体体质不同、感邪轻重不同、感邪属性不同可出现“从化”“传变”“合并”,随即发生不同的“证”。其若“从阳”则可称之为“湿热证”(以滑数微弦之脉为主)[13-15],其若“从阴”则可称之为“寒湿证”(以迟紧脉为主)[10-12],若未“从化”则可称之为“湿毒证”(以濡弱脉为主)[7-9];至于“传变”“合并”则又须“观其脉症,随证治之”。但不论趋势如何转归,其核心病机都是“太阳少阳太阴病”,故治疗时同样可以从仲景《伤寒杂病论》诸方中选取。到了庚子年初,其初之气又为主气厥阴风木合客气太阳寒水,即其初之气为“冷春”;而其主运为金运太过,初之运主运为少角合客运为太商,则金克木,气候偏凉,人体阳气容易被郁,自然阳气上升容易被抑[19]。故寒湿偏阴的体质易被感染。但整体上,庚子初偏于金太过而凉燥,阴凉之气会致使“太阳不开或开之不及”,虽然“少阳相火”之气有所抑制但尚未完全恢复正常,所以其核心病机仍然为 “太阳少阳太阴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根据疫毒特点拟定“清肺排毒汤”作为临床核心处方投入施治,经由多省临床验证疗效显著[20]。国医大师薛伯寿等[21]对“清肺排毒汤”进行了组方分析: 此方为麻黄汤、五苓散巧妙相合,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其中麻黄可增五苓散祛湿,五苓散控制麻黄、桂枝发汗之峻,桂枝、甘草辛甘化阳扶正,茯苓、桂枝、白术、甘草又有健脾化饮之用;因 COVID-19 症状有胸憋气短,虽无明显喘,但其实肺闭不宣较有喘咳更为严重,故合用射干麻黄汤及橘枳姜汤;小柴胡汤为少阳病而设,半表半里,又可通利三焦,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顾护消化功能,加藿香可芳香化湿,用石膏防郁而化热。也就是说该方为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合方加山药、枳实、陈皮、藿香等药而成,其组方主治涵盖了上、中、下三焦,其合方加减更是由太阳病方、少阳病方、太阴病方而来,无疑是最符合“太阳少阳太阴病”病机的组方,自然疗效明显。临证时只需针对寒热的轻重,调节寒热药的剂量,若从阳化热,则清热药重;若从阴化寒,则散寒药重。但不管“从化”如何,其“太阳少阳太阴病”之核心病机不变,即上焦有热、燥,中焦有湿,下焦有寒;其中的“燥”,在己亥年终之气时为热燥,而在庚子年初之气时则可能化为凉燥,值得注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此次 COVID-19 是由“三年化疫”之“疫气”与当时天行岁运、主客气之“时气”相杂合而成的“复合之气”影响人体脏腑“三阴三阳开阖枢”,使“太阳开”“少阳枢”“太阴开”之气化功能失常而导致的疾病,即为“太阳少阳太阴病”。本病可因机体体质不同、感邪轻重不同、感邪属性不同而出现“从化”变为“湿热证”“寒湿证”,未“从化”为“湿毒证”,其治可从仲景《伤寒论》太阳、少阳、太阴三经之“病”所述诸方中选取,也可以“清肺排毒汤”临证加减治疗。最后,需要再次强调: 中医是既辨病又辨证的,抓住“病”就是抓住了核心病机,抓住“证”则是抓住了病机的变化趋势,临证时需要辨病、辨证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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