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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半年前预测瘟疫的视频火了!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2020-03-03

中西秘史 / 智库

老中医半年前预测瘟疫的视频火了!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荐见美学

 

2020-02-20 10:00:21

美是共识,美是见识

作者 | 见叔

昨天有个视频火了。很可能让从来没有止歇过的中西医之争再度被引爆。其实从疫情开始,各个微信群里的中西医大讨论已经够燃的了。不少群友因为这个话题割袍断义。“中医”也因此被称为“‘毁群’三宝”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这段视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永炎院士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候选人答辩评审会上的发言,时间是2019年6月27日。这位王永炎是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视频里他说,

“要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所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厥阴风木司天,已经描述了太虚元象。上半年,是比较和缓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瘟疫发生……”

“预言”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不做评判。我想借这个话题的机会来认真聊聊为什么“流行病”总能成为“中医粉”和“西医粉”开杠的导火索?究竟为什么会有那么根深蒂固、无法化解的中西医之争?

一如荐群向来讨论任何问题的态度,我们对“中医”依旧不黑不吹,只聊事实。这篇文章相当长,可能要占用你很长时间,你可以先收藏再阅读,但一定比那些口水仗有价值。觉得有用,不妨文末赞赏下见叔。

1

2006年中医和西医干过的一仗

中医近几年在相当一部分公众中间信任度恶化之前,中西医之争最厉害的一次是在2006年。

这一年,一个叫张功耀的哲学教师,写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杂志在一本医学专业杂志《医学与哲学》上发表了,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公众层面的大论战。

这位哲学教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郴州农村,在1970年代末接触到中医这门古老医术。他的专业知识和医术几乎都来自于自学。1975年左右,他在朋友家看到的一部分家传中医书籍令他着迷。根据对这些书籍的研究,他开始尝试给熟识的人按图索骥地治病,充当了近乎赤脚医生的角色。张功耀不会针灸和诊脉,只凭《药性歌括400味》和《汤头歌》两部小书来给别人开中药处方。

张功耀边读书,边当业余医生。他最后一次给人看病是在1979年。他在读大学期间回老家,还有熟人找他开方子,说他的药方“很灵”。他给自己的祖父看过一次病,“那天他正吃着饭,突然就倒下了,迷糊不醒”。张功耀说,接下来9天的时间内,祖父像个植物人,脸色潮红,接受大家的喂食,但不排泄。他根据祖父的一些症状开了一剂凉药,结果病人果真逐渐康复了过来。

这些颇有戏剧性和成就感的往事并不足以支持他的中医信仰,相反,80年代他报考浙江大学时选择了哲学系,与现代主义的不断接触让他成为中医的反对者。尽管这曾是他的早期爱好之一,并让他在家乡获得声誉。

而他50岁时因为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教材的写作,让他更坚定地从中医体制的继承者之一转换为一个系统的中医理论批驳者,他接受了一篇《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中的观点。

2006年4月,张功耀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的这篇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按照一些中医专业人士的看法,“实在算不上一篇严谨而专业的学术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张功耀说: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如下:

1、装腔作势,欺骗患者;2、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3、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

这很有点像现在的千万+阅读的推文,虽然没有太多专业论证,却气势始虹、观点鲜明,很容易得到响应,并将民间已经广为存在的争议激发到台面上来。

在随后的几个月,争论开始出现。很多人注意到这个读哲学专业的反中医人士,其中包括一名在纽约行医、名叫王澄的华人康复科医生。

1977年毕业于中国新疆医学院的王澄是在标准的西医教育下从医的专业人士,有一系列丰富的现代医学教育背景和实践经验,他先后在四个城市的大医院任职。1996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做住院医生,后在纽约行医。

他扮演着“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我在后文会详细介绍)中力主“取消中医”的西医代表、著名医生余云岫的角色,后者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曾在论文《灵素商兑》中,以西医理论和自然科学为标准,来验证《内经》,批判中医理论之空疏。王澄的代表作是《全世界的主流医学就是现代医学,只有中国有两个医学》。

而王澄在网络上出现的言论看起来和他的专业背景毫无关系,比张功耀更加充满着煽动性和主观色彩。他在业内著名的医学网站“医学捌号楼”上发了一篇帖子《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让中医院校的学生们“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策反”中医院校学生,“和教育部以及你们的学院商量一下,尽快把你们的医学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

10月份,国家发改委开始征集民众对新医改的建议,被王澄看作是一次机会。他和志同道合的张功耀商讨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

张功耀说,王澄草拟了一份初稿传给他,他把其中言词过于激烈的部分删掉之后,形成目前网上流传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前面。

这篇公告的主要态度是三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这次签名行动本身比公告的内容更让人注意,一场关于中医发展问题的讨论再一次演化成关于“取消”和“捍卫”中医的争论,并将争论由专业领域扩展到了民间。

终止这场民间争辩的是卫生部。当年10月下旬,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针对这场“取消中医”的讨论明确表示,“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里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与抹煞,卫生部将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中南大学哲学教授张功耀,2006年“取消中医”的发起者之一

2

1979年和1929年的两次“中医存废争辩”

而2006年刊发《告别中医中药》这篇讨伐檄文的,恰是一位中医界的前辈:何裕民。作为《医学与哲学》编审之一的何裕民在上百篇来稿中看到了张功耀的那篇文章,和杂志主编赵明杰讨论后,他打算原文发表,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

慎重起见,何裕民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反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自己写了一篇《跳过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但还是让这场大争论从专业层面扩展到了社会层面。

这是一百年来多次中西医争辩的延续。再上一次,则是改革开放伊始,在1979年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看上去仍然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

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的斗争里,“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动摇了中医信仰深厚的民间基础。

卫生系统内的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了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

当时何裕民是上海中医学院一名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对这场争论记忆深刻,因为上海中医学院的师生当年对这场上层论争高度关注。中医存废首当其冲者,是他们这一批青年中医的前途。

五六十年代,西医技术推广的同时,国家医疗政策是开展“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这种近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中西医结合式方针的重点是以“投资少成本低”的中医深入到这个国家基层防疫的方方面面,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

那个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1958年,国内的中医专业人士超过50万,到1978年人数大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何裕民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传达下来’。”何裕民说。中医失势,何裕民们的前途和出路的确是更现实的矛盾。况且,中医和西医在经济收益上的分野已经渐露端倪。

70年代,广设中医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中医院和中医们供多于求,他们又没办法参与供不应求的急诊市场的竞争,西医西药的立竿见影不仅迅速走俏,西医手术和借助医学仪器的诊疗收费也明显比中医更好地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尽管当时的国营医院还未必能从中嗅出未来市场化生存的残酷,但国家财政逐渐退出医疗领域而带来的“饭碗”问题,对整个行业,对这些即将进入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却都是眼前的事。

现在已经是中医治疗肿瘤界佼佼者的何裕民曾两次试图摆脱成为一名中医的命运,他坦言刚入行时自己对中医毫无兴趣。1978年他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西医研究生,虽然分数上线,他却因种种原因被调剂到中医专业,这让他拒绝了这次录取,接受了上海中医学院的留校安排。1979年他报考本校“中西结合专业”研究生,也是为努力使自己的专业与西医挨边。

何裕民的好朋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史博士袁钟更好地表达了当年这种在青年中医中普遍流传的困惑情绪。他认为,疑惑一方面来自现实的忧虑——同为医生,谁也不甘于在将来的身份上有边缘和主流之别,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观上的剧烈冲突。

1975年仍是一名知青的袁钟被他所在的农村大队推荐到四川中医学校学中医。结果第一堂中医课,袁钟上了一半就“愤然离席”了。“恐怕任何一个在基础教育里已经深受逻辑思维影响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冲突。”袁钟说,第一节课就是讲“阴阳五行”,并且回应和解释所有医学概念全部是感觉性描述,这让他极为不适。

“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芤脉’,‘如按葱管’;什么是‘滑脉’,‘如盘中滚珠’;什么是‘涩脉’,‘如轻刀刮竹’。我相信私塾教育出身的人,对这些知识的接受是水到渠成的,但大多数被分配到这个专业的年轻人,这些知识无异于强加。‘阴阳五行’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算命先生干的事。”

作为逃避,袁钟选择了医学史方向作为他的研究生专业,“中医是中国传统里的活化石。把它当作一种史学现象来研究,我还是能接受的”。同何裕民和袁钟一样以怀疑的态度坚守在中医业的也并不多。袁钟说,他的很多同学在中医学校里一心钻研西医课程,他们从中医学校一毕业,就改弦更张了。

国家使命和个人命运选择的多重力量似乎充满宿命意义地将中医的命运往1929年那场“废止中医运动”的反面推。

192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中医存废争辩”中,中医是胜利者。

一小伙西医的实践者和推崇者试图在中国普及推广西医标准,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很快被强大的中医力量所击垮,20世纪30年代虽然“西学东渐”在整个社会是更具号召力和潮流性的趋势,但遍布这个国家城市和乡村的大小药铺以及储备其中的药物仍构成着中医系统的主体,并在很多地方充满生命力。

中国古老医学的神秘力量把医生、药师、药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医学家和药学家使用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们意味着根深蒂固的中医信仰。

而半个世纪以后,如同刚刚闯入陌生的华人世界、以传教和慈善事业为载体传播以获得中医世界里人们道德好感的西医那样,中医通过竭力迎合西医标准去适应后者,它在教育传承方式、医药生产方式上几乎全盘西化以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一员。

“很多中医内部的人想方设法用西医对中医进行解释,试图证明中医在现代社会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何裕民说,实际上,1979年那场争论之前,现实已经是“争辩未起,结论昭然”。

中医现代化之道尽管暂时解决了中医的身份问题、解决了特殊时期的防疫体制问题,却也将中医拖入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深渊。在西医的激进派看来,中医是规则的破例者,是现代医疗系统的安全隐患。在中医的保守派看来,现代中医又正在成为传统的背叛者。

1979年平衡发展方针终止了一场争论,却没有提供“三者并重”的财政解决之道,也没有取消中医西医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深层矛盾。

余云岫,6岁入私塾,曾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基础知识。30岁时留学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开业行医。他用西医知识对以前学过的中医加以辨析,认为中医“墨守古说,而不肯变,笃信旧论,不敢叛离”,其结果是“唯有听其沦丧而已耳”

3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

“50年代,在物质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恶劣的时候,整个卫生系统最如临大敌的就是如何控制传染疾病蔓延。当时‘肠伤寒’、‘肺炎’、‘流感’和‘肺结核’在各地纷纷出现。”何裕民说。

在防疫上,中医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袁钟说,中医只面对个体,现代医疗制度是面对群体。传染病来了,西医要隔离,要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把病人活动限制在一个区域里面,中医则显得很无助。

而迅速发展投资巨大的西医,不仅在当时的财政能力上完全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建立在中医体系基础上医疗资源的改造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

当时整个国家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末由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的全国西医的数字最有权威性,也是医史研究中被普遍征引的依据,两人统计的人数是5390人。三四十年代卫生部门官员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2000个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的县,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

当时的湖南教育会在给全国教育会的提案分析说:“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假如“专重西医者,非有10万人不足供全国之用,然至速亦需20年后方养成,其数万万元培植费按现国情实难筹措”。

事实上,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历史证明,此后25年里,全国培养的西医总数也不超过3万。同一时期,伍连德博士在对比中日两国医生与人口之比时曾感慨地说:

“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但只有一万个医生。目前的文明国最适当是一千人中有一位医生,日本五千五百万人口,有六万个医生,如依上例,中国差不多该要四十万医生,实际上不过有四十分之一耳。”且“中国医生八人中只有一人是西医”。

到1949年,这一局面基本维持不变。对政府而言,最现实的策略是就现有系统进行改造——一种类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方针。

50万中医大部分散布在中国农村,基于这个资源基础,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渠道,把中国传统的中医治疗方式和西医的这样一种防疫行为结合起来,使防疫体系变成一个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这一问题的杨念群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不断地在农村组织各种医疗队,通过国家的社会动员来克服这样一种农村缺医少药和防疫行为个体化的局面,靠这种短暂的大规模巡回医疗来解决这样一种基本的缺医少药的不平衡状态。”

在此背景下,各地中医院校以培养中医为初衷,但实际上已经是中西医混合的教学,是用西医的教育模式快速培养中医人才,输送到农村和基层。很多后来体制内的反叛者往往就是接受的这种“西式中医教育”。也有反过来的力量。

研究者方明东说,1956年,时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在创办中医师资进修学校上颇有经验的老中医吕炳奎调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司随后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吕炳奎牵头起草了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让南京方面编写了《中医学概论》,推向全国使用,并在很短时间内又在全国办了上10所中医学院。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最后在多方努力和讨论下,中医学院几乎全部保留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方明东说。

6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卫生防疫领域的成就足以证明这一方针的行之有效。袁钟说,但危机也隐藏其中。中国成为现代医疗体制国家里唯一一个两种传统迥异的医学“同唱主角,争唱主角”的国家。

那些60年代到城里医学院经过培训的赤脚医生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不完全采用中医手段,而是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他们在成为农村防疫体制一部分的过程中,也传播了西医知识。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造成的“体用分离”,使西医实用性的一面深入人心,同时现代医学制度得以根本性成立,在这一制度下形成的卫生管理体系,必然以西医为主导,这造成了“少数人领导多数人”,这一状况尽管很快得以扭转,西医成了医疗队伍的主体。

但被边缘化的中医和主流化的西医分歧,或者说,

,也给难了的“中西医之争”不断埋下伏笔。

1955年,中医大师聚京城

4

大疫当前的中西医

争论永在。每次大疫,也是中西医的博弈和合作之时。

刘清泉现在是中医流行病领域的活跃人物。这位富有影响力的青年中医供职于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北京东直门医院。2003年SARS爆发后期,他作为卫生部专家组里的中医代表,开始参与对这种陌生病症的讨论和研究。在2009年5月11日卫生部派往四川的甲型流感专家组中,他是唯一一名中医专家。

在SARS之前,中医几乎被完全被杜绝在外,除了零散的个别介入,现行防疫体制将中医排斥在外。

何裕民1988年曾参与上海甲肝大流行防控,他回忆说,那场3个月席卷上海、感染者接近30万人的疫情因为来势过猛,击破了建国后尚未经过大疫考验的城市防疫系统。也是那个时候,中医被再次捡了起来。

“当时上海市政府已经手忙脚乱了,没法隔离,几十万人,范围太广了。药都没有了,包括锤盆草、板蓝根,根本调不到。”何裕民说,“所有学校的教室操场就清理出来,还有很多孩子没地方住,就隔离在家里。”

何裕民说,他负责的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金陵街道,居住着超过10万的人口,几乎是国内人口密度最高的街区,“我们几个年轻中医,还有刚毕业的学生,就两辆自行车。居委会把发烧孩子的名单报到卫生院,我们就拿着名单挨家挨户去找,找到以后有情况就开个方”。

“就是用辨证论治的办法,根据不同的具体症状,有的是湿热,有的是风热,对症下药,一般两三天大便一通,再过三四天黄疸就下来了。至少,在我负责的这个街区,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何裕民说。

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每次流行病爆发,防疫的大门都似乎再一次向中医开放了,但最终又都以现代医学体系的强化为结局。

“甲肝大流行”就成为进一步强化以西医为主导的防疫体系的驱动力。刘清泉对我说,“传染病医院的成立,《传染病法》的出台,所有传染病都到传染病医院去治了,中医很少再有接触这些病例的机会。这样,中医对传染病、流行病的治疗渐渐失去阵地”。

何裕民说:“‘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是中医内科两个大的类型,随着‘大门’关闭,中医更多把精力从前者转向了后者。”“这等于是从主战场撤出了。

”北京东直门医院另一位中医姜良铎说,“要知道,历史上中医本身就是在和瘟疫较量的过程中产生的,几乎没有一位中医大师不是‘热病专家’。”姜良铎从1968年当赤脚医生时就开始接触传染病,他的专业就是中医传染病学,是国内第一位中医温病学硕士和热病学博士,他在“外感热病”领域久负盛名。

而见所未见的新型疫病的流行似乎又给中医重新创造了机会。现代流行病学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寻找“对手”——是西医制订治疗方案的首要依据。

而中医则坚持认为,正是因为层出不穷的新病毒,中医早期介入治疗的优势才显而易见,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对手”如何变化,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定量——人体。

SARS的确是中西医在流行病领域首次模糊而尝试性的合作。中医药的支持者提出SARS属“温病”范畴,中医对抗时疫可上溯至汉代张仲景治伤寒,而“温病”的治疗亦可从明代说起。西医却不接受这种逻辑,因为“温病”范畴太广泛笼统,这正如西医不可以说自己有很多医治“肺炎”的经验就能有效医治SARS,“肺炎”也是太广泛的大类。

但SARS让一些中医开始被获准可以进入传染病病房。“去年安徽手足口病出现死亡病例后,国家派了第一个专家组,我带队去了安徽。我们去了以后,从轻型病人到重型病人,对手足口病的中医治疗提出了相应方案。下半年当手足口病在北京爆发的时候,我们中医同样是作为专家组成员,直接进入地坛医院。”刘清泉说,“按照‘传染病法’,中医专家都不是传染病医生,但现在中医专家可以直接进入病房,直接给病人会诊,给病人开药。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直到这次新冠肺炎,中西医之争再起。关于中西医的争论,从来没有消失。许多人们对于中医的不信任,和许多人们对于中医的笃信,也从来没有消失……

本文封面图为清中医稿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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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半年前预测瘟疫的视频火了!西医为何难容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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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共识,美是见识

 

作者 | 见叔

 

昨天有个视频火了。很可能让从来没有止歇过的中西医之争再度被引爆。其实从疫情开始,各个微信群里的中西医大讨论已经够燃的了。不少群友因为这个话题割袍断义。“中医”也因此被称为“‘毁群’三宝”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这段视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永炎院士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候选人答辩评审会上的发言,时间是2019年6月27日。这位王永炎是中医内科学、神经内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视频里他说,

 

“要观天地之象,观万物生灵之象,观疾病健康之象。所以,今年大江以南,暴雨成灾。厥阴风木司天,已经描述了太虚元象。上半年,是比较和缓的。下半年,特别是在冬至前后,也就是连续到明年的春季,要有瘟疫发生……”

 

“预言”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不做评判。我想借这个话题的机会来认真聊聊为什么“流行病”总能成为“中医粉”和“西医粉”开杠的导火索?究竟为什么会有那么根深蒂固、无法化解的中西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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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医和西医干过的一仗

 

中医近几年在相当一部分公众中间信任度恶化之前,中西医之争最厉害的一次是在2006年。

 

这一年,一个叫张功耀的哲学教师,写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杂志在一本医学专业杂志《医学与哲学》上发表了,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公众层面的大论战。

 

这位哲学教师1956年出生于湖南郴州农村,在1970年代末接触到中医这门古老医术。他的专业知识和医术几乎都来自于自学。1975年左右,他在朋友家看到的一部分家传中医书籍令他着迷。根据对这些书籍的研究,他开始尝试给熟识的人按图索骥地治病,充当了近乎赤脚医生的角色。张功耀不会针灸和诊脉,只凭《药性歌括400味》和《汤头歌》两部小书来给别人开中药处方。

 

张功耀边读书,边当业余医生。他最后一次给人看病是在1979年。他在读大学期间回老家,还有熟人找他开方子,说他的药方“很灵”。他给自己的祖父看过一次病,“那天他正吃着饭,突然就倒下了,迷糊不醒”。张功耀说,接下来9天的时间内,祖父像个植物人,脸色潮红,接受大家的喂食,但不排泄。他根据祖父的一些症状开了一剂凉药,结果病人果真逐渐康复了过来。

 

这些颇有戏剧性和成就感的往事并不足以支持他的中医信仰,相反,80年代他报考浙江大学时选择了哲学系,与现代主义的不断接触让他成为中医的反对者。尽管这曾是他的早期爱好之一,并让他在家乡获得声誉。

 

而他50岁时因为一本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教程》教材的写作,让他更坚定地从中医体制的继承者之一转换为一个系统的中医理论批驳者,他接受了一篇《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的文章中的观点。

 

2006年4月,张功耀在《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的这篇题为《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按照一些中医专业人士的看法,“实在算不上一篇严谨而专业的学术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张功耀说:中医一直自我标榜为“仁术”。可是,这种“仁术”并没有表现出多少仁爱特征。举其要者,如下:

 

1、装腔作势,欺骗患者;2、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坑害患者;3、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在接下来的一篇文章中,他甚至表示:“我可以负责地说,中医既不是什么积极的文化,更不是什么科学,甚至还不够格称‘伪科学’,而是中国古代落第文人,利用人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而刻意做成的骗局。”

 

这很有点像现在的千万+阅读的推文,虽然没有太多专业论证,却气势始虹、观点鲜明,很容易得到响应,并将民间已经广为存在的争议激发到台面上来。

 

在随后的几个月,争论开始出现。很多人注意到这个读哲学专业的反中医人士,其中包括一名在纽约行医、名叫王澄的华人康复科医生。

 

1977年毕业于中国新疆医学院的王澄是在标准的西医教育下从医的专业人士,有一系列丰富的现代医学教育背景和实践经验,他先后在四个城市的大医院任职。1996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做住院医生,后在纽约行医。

 

他扮演着“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我在后文会详细介绍)中力主“取消中医”的西医代表、著名医生余云岫的角色,后者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曾在论文《灵素商兑》中,以西医理论和自然科学为标准,来验证《内经》,批判中医理论之空疏。王澄的代表作是《全世界的主流医学就是现代医学,只有中国有两个医学》。

 

而王澄在网络上出现的言论看起来和他的专业背景毫无关系,比张功耀更加充满着煽动性和主观色彩。他在业内著名的医学网站“医学捌号楼”上发了一篇帖子《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让中医院校的学生们“千万不要上你们骗子中医老师的当”,“策反”中医院校学生,“和教育部以及你们的学院商量一下,尽快把你们的医学学习内容转换成100%的西医内容”。

 

10月份,国家发改委开始征集民众对新医改的建议,被王澄看作是一次机会。他和志同道合的张功耀商讨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

 

张功耀说,王澄草拟了一份初稿传给他,他把其中言词过于激烈的部分删掉之后,形成目前网上流传的《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王澄认为还是以国内学者领衔提出比较好,就把张功耀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前面。

 

这篇公告的主要态度是三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这次签名行动本身比公告的内容更让人注意,一场关于中医发展问题的讨论再一次演化成关于“取消”和“捍卫”中医的争论,并将争论由专业领域扩展到了民间。

 

终止这场民间争辩的是卫生部。当年10月下旬,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针对这场“取消中医”的讨论明确表示,“这样的签名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里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与抹煞,卫生部将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

 

 

中南大学哲学教授张功耀,2006年“取消中医”的发起者之一

 

2

 

1979年和1929年的两次“中医存废争辩”

 

而2006年刊发《告别中医中药》这篇讨伐檄文的,恰是一位中医界的前辈:何裕民。作为《医学与哲学》编审之一的何裕民在上百篇来稿中看到了张功耀的那篇文章,和杂志主编赵明杰讨论后,他打算原文发表,希望在被民族情感、传统文化重重符号所束缚、很难有所争议的中医界内部引起一些讨论,构成对中医现状的反思。

 

慎重起见,何裕民配发了另外几篇意见相反的文章明确刊物立场,自己写了一篇《跳过中西医之争看医学》作为这组文章的开头。但还是让这场大争论从专业层面扩展到了社会层面。

 

这是一百年来多次中西医争辩的延续。再上一次,则是改革开放伊始,在1979年卫生部的广州会议上,当时力量看上去仍然均衡的中西医就曾有过一场“谁是主导”的激烈争论。

 

争辩的起因,是在五六十年代对抗传染性疾病的斗争里,“抗生素”和西医力量居功至伟,自然科学的工具理性动摇了中医信仰深厚的民间基础。

 

卫生系统内的官员也明显出现“中西两派”。时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平衡了双方意见,以“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并重”方针,从表面上结束了这次纷争。

 

当时何裕民是上海中医学院一名刚刚留校的年轻教师,他对这场争论记忆深刻,因为上海中医学院的师生当年对这场上层论争高度关注。中医存废首当其冲者,是他们这一批青年中医的前途。

 

五六十年代,西医技术推广的同时,国家医疗政策是开展“低成本、广覆盖”的合作医疗,这种近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中西医结合式方针的重点是以“投资少成本低”的中医深入到这个国家基层防疫的方方面面,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问题。

 

那个年代,中医被鼓励,中医学院广泛设立,中医人才井喷式出现。1958年,国内的中医专业人士超过50万,到1978年人数大为减少,但仍有近30万之多。何裕民是他们中的一员。

 

“大家每天都在讨论‘上面又有什么新精神传达下来’。”何裕民说。中医失势,何裕民们的前途和出路的确是更现实的矛盾。况且,中医和西医在经济收益上的分野已经渐露端倪。

 

70年代,广设中医的后遗症也开始出现,中医院和中医们供多于求,他们又没办法参与供不应求的急诊市场的竞争,西医西药的立竿见影不仅迅速走俏,西医手术和借助医学仪器的诊疗收费也明显比中医更好地解决了医院的生存问题。

 

70年代末80年代初,卫生部高层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尽管当时的国营医院还未必能从中嗅出未来市场化生存的残酷,但国家财政逐渐退出医疗领域而带来的“饭碗”问题,对整个行业,对这些即将进入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却都是眼前的事。

 

现在已经是中医治疗肿瘤界佼佼者的何裕民曾两次试图摆脱成为一名中医的命运,他坦言刚入行时自己对中医毫无兴趣。1978年他从上海中医学院毕业就报考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的西医研究生,虽然分数上线,他却因种种原因被调剂到中医专业,这让他拒绝了这次录取,接受了上海中医学院的留校安排。1979年他报考本校“中西结合专业”研究生,也是为努力使自己的专业与西医挨边。

 

何裕民的好朋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史博士袁钟更好地表达了当年这种在青年中医中普遍流传的困惑情绪。他认为,疑惑一方面来自现实的忧虑——同为医生,谁也不甘于在将来的身份上有边缘和主流之别,另一方面则是价值观上的剧烈冲突。

 

1975年仍是一名知青的袁钟被他所在的农村大队推荐到四川中医学校学中医。结果第一堂中医课,袁钟上了一半就“愤然离席”了。“恐怕任何一个在基础教育里已经深受逻辑思维影响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冲突。”袁钟说,第一节课就是讲“阴阳五行”,并且回应和解释所有医学概念全部是感觉性描述,这让他极为不适。

 

“老师告诉你,什么是‘芤脉’,‘如按葱管’;什么是‘滑脉’,‘如盘中滚珠’;什么是‘涩脉’,‘如轻刀刮竹’。我相信私塾教育出身的人,对这些知识的接受是水到渠成的,但大多数被分配到这个专业的年轻人,这些知识无异于强加。‘阴阳五行’在当时我们看来,都是算命先生干的事。”

 

作为逃避,袁钟选择了医学史方向作为他的研究生专业,“中医是中国传统里的活化石。把它当作一种史学现象来研究,我还是能接受的”。同何裕民和袁钟一样以怀疑的态度坚守在中医业的也并不多。袁钟说,他的很多同学在中医学校里一心钻研西医课程,他们从中医学校一毕业,就改弦更张了。

 

国家使命和个人命运选择的多重力量似乎充满宿命意义地将中医的命运往1929年那场“废止中医运动”的反面推。

 

1929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中医存废争辩”中,中医是胜利者。

 

一小伙西医的实践者和推崇者试图在中国普及推广西医标准,他们发现自己的努力很快被强大的中医力量所击垮,20世纪30年代虽然“西学东渐”在整个社会是更具号召力和潮流性的趋势,但遍布这个国家城市和乡村的大小药铺以及储备其中的药物仍构成着中医系统的主体,并在很多地方充满生命力。

 

中国古老医学的神秘力量把医生、药师、药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医学家和药学家使用着共同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它们意味着根深蒂固的中医信仰。

 

而半个世纪以后,如同刚刚闯入陌生的华人世界、以传教和慈善事业为载体传播以获得中医世界里人们道德好感的西医那样,中医通过竭力迎合西医标准去适应后者,它在教育传承方式、医药生产方式上几乎全盘西化以成为现代医疗体系的一员。

 

“很多中医内部的人想方设法用西医对中医进行解释,试图证明中医在现代社会有一个合法的出生证。”何裕民说,实际上,1979年那场争论之前,现实已经是“争辩未起,结论昭然”。

 

中医现代化之道尽管暂时解决了中医的身份问题、解决了特殊时期的防疫体制问题,却也将中医拖入了无穷无尽的争论深渊。在西医的激进派看来,中医是规则的破例者,是现代医疗系统的安全隐患。在中医的保守派看来,现代中医又正在成为传统的背叛者。

 

1979年平衡发展方针终止了一场争论,却没有提供“三者并重”的财政解决之道,也没有取消中医西医由来已久的分歧和深层矛盾。

 

 

余云岫,6岁入私塾,曾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基础知识。30岁时留学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开业行医。他用西医知识对以前学过的中医加以辨析,认为中医“墨守古说,而不肯变,笃信旧论,不敢叛离”,其结果是“唯有听其沦丧而已耳”

 

3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

 

“50年代,在物质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恶劣的时候,整个卫生系统最如临大敌的就是如何控制传染疾病蔓延。当时‘肠伤寒’、‘肺炎’、‘流感’和‘肺结核’在各地纷纷出现。”何裕民说。

 

在防疫上,中医看起来是无能为力的。袁钟说,中医只面对个体,现代医疗制度是面对群体。传染病来了,西医要隔离,要动员所有的社会力量,把病人活动限制在一个区域里面,中医则显得很无助。

 

而迅速发展投资巨大的西医,不仅在当时的财政能力上完全不允许,更重要的是,对现有建立在中医体系基础上医疗资源的改造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

 

当时整个国家的西医才不过数千位,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20世纪30年代末由朱席儒、赖斗岩两位医师统计的全国西医的数字最有权威性,也是医史研究中被普遍征引的依据,两人统计的人数是5390人。三四十年代卫生部门官员薛笃弼也承认:“现在全国约有2000个县。有西医地方尚不能占十分之一二,其他十之八九的县,率皆接受中医药支配。”

 

当时的湖南教育会在给全国教育会的提案分析说:“我国人众,改用西医约须40万人,至少非20万不可,现国势如此贫蹙,一时有何能力设多数西医学校造此40万或20万医员,恐20年亦办不到。”假如“专重西医者,非有10万人不足供全国之用,然至速亦需20年后方养成,其数万万元培植费按现国情实难筹措”。

 

事实上,这一估计也过于乐观,历史证明,此后25年里,全国培养的西医总数也不超过3万。同一时期,伍连德博士在对比中日两国医生与人口之比时曾感慨地说:

 

“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但只有一万个医生。目前的文明国最适当是一千人中有一位医生,日本五千五百万人口,有六万个医生,如依上例,中国差不多该要四十万医生,实际上不过有四十分之一耳。”且“中国医生八人中只有一人是西医”。

 

到1949年,这一局面基本维持不变。对政府而言,最现实的策略是就现有系统进行改造——一种类似“中医为体、西医为用”的方针。

 

50万中医大部分散布在中国农村,基于这个资源基础,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渠道,把中国传统的中医治疗方式和西医的这样一种防疫行为结合起来,使防疫体系变成一个农村基层社会组织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这一问题的杨念群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就不断地在农村组织各种医疗队,通过国家的社会动员来克服这样一种农村缺医少药和防疫行为个体化的局面,靠这种短暂的大规模巡回医疗来解决这样一种基本的缺医少药的不平衡状态。”

 

在此背景下,各地中医院校以培养中医为初衷,但实际上已经是中西医混合的教学,是用西医的教育模式快速培养中医人才,输送到农村和基层。很多后来体制内的反叛者往往就是接受的这种“西式中医教育”。也有反过来的力量。

 

研究者方明东说,1956年,时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在创办中医师资进修学校上颇有经验的老中医吕炳奎调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医司随后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简称“西学中”。吕炳奎牵头起草了卫生部的“西学中”报告,让南京方面编写了《中医学概论》,推向全国使用,并在很短时间内又在全国办了上10所中医学院。

 

“1962年,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对各行业进行了精简,教育系统也同样面临40%的精简。根据精简精神,卫生部教育司提出,全国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但最后在多方努力和讨论下,中医学院几乎全部保留下来,只是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下马,实际保留下来21所。”方明东说。

 

6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卫生防疫领域的成就足以证明这一方针的行之有效。袁钟说,但危机也隐藏其中。中国成为现代医疗体制国家里唯一一个两种传统迥异的医学“同唱主角,争唱主角”的国家。

 

那些60年代到城里医学院经过培训的赤脚医生实际上已经在实践中不完全采用中医手段,而是中西结合的治疗方法,他们在成为农村防疫体制一部分的过程中,也传播了西医知识。

 

“中医为体,西医为用”造成的“体用分离”,使西医实用性的一面深入人心,同时现代医学制度得以根本性成立,在这一制度下形成的卫生管理体系,必然以西医为主导,这造成了“少数人领导多数人”,这一状况尽管很快得以扭转,西医成了医疗队伍的主体。

 

但被边缘化的中医和主流化的西医分歧,或者说,

 

,也给难了的“中西医之争”不断埋下伏笔。

 

 

1955年,中医大师聚京城

 

4

 

大疫当前的中西医

 

争论永在。每次大疫,也是中西医的博弈和合作之时。

 

刘清泉现在是中医流行病领域的活跃人物。这位富有影响力的青年中医供职于以中西医结合为特色的北京东直门医院。2003年SARS爆发后期,他作为卫生部专家组里的中医代表,开始参与对这种陌生病症的讨论和研究。在2009年5月11日卫生部派往四川的甲型流感专家组中,他是唯一一名中医专家。

 

在SARS之前,中医几乎被完全被杜绝在外,除了零散的个别介入,现行防疫体制将中医排斥在外。

 

何裕民1988年曾参与上海甲肝大流行防控,他回忆说,那场3个月席卷上海、感染者接近30万人的疫情因为来势过猛,击破了建国后尚未经过大疫考验的城市防疫系统。也是那个时候,中医被再次捡了起来。

 

“当时上海市政府已经手忙脚乱了,没法隔离,几十万人,范围太广了。药都没有了,包括锤盆草、板蓝根,根本调不到。”何裕民说,“所有学校的教室操场就清理出来,还有很多孩子没地方住,就隔离在家里。”

 

何裕民说,他负责的面积约1.2平方公里的金陵街道,居住着超过10万的人口,几乎是国内人口密度最高的街区,“我们几个年轻中医,还有刚毕业的学生,就两辆自行车。居委会把发烧孩子的名单报到卫生院,我们就拿着名单挨家挨户去找,找到以后有情况就开个方”。

 

“就是用辨证论治的办法,根据不同的具体症状,有的是湿热,有的是风热,对症下药,一般两三天大便一通,再过三四天黄疸就下来了。至少,在我负责的这个街区,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何裕民说。

 

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每次流行病爆发,防疫的大门都似乎再一次向中医开放了,但最终又都以现代医学体系的强化为结局。

 

“甲肝大流行”就成为进一步强化以西医为主导的防疫体系的驱动力。刘清泉对我说,“传染病医院的成立,《传染病法》的出台,所有传染病都到传染病医院去治了,中医很少再有接触这些病例的机会。这样,中医对传染病、流行病的治疗渐渐失去阵地”。

 

何裕民说:“‘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是中医内科两个大的类型,随着‘大门’关闭,中医更多把精力从前者转向了后者。”“这等于是从主战场撤出了。

 

”北京东直门医院另一位中医姜良铎说,“要知道,历史上中医本身就是在和瘟疫较量的过程中产生的,几乎没有一位中医大师不是‘热病专家’。”姜良铎从1968年当赤脚医生时就开始接触传染病,他的专业就是中医传染病学,是国内第一位中医温病学硕士和热病学博士,他在“外感热病”领域久负盛名。

 

而见所未见的新型疫病的流行似乎又给中医重新创造了机会。现代流行病学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寻找“对手”——是西医制订治疗方案的首要依据。

 

而中医则坚持认为,正是因为层出不穷的新病毒,中医早期介入治疗的优势才显而易见,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对手”如何变化,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定量——人体。

 

SARS的确是中西医在流行病领域首次模糊而尝试性的合作。中医药的支持者提出SARS属“温病”范畴,中医对抗时疫可上溯至汉代张仲景治伤寒,而“温病”的治疗亦可从明代说起。西医却不接受这种逻辑,因为“温病”范畴太广泛笼统,这正如西医不可以说自己有很多医治“肺炎”的经验就能有效医治SARS,“肺炎”也是太广泛的大类。

 

但SARS让一些中医开始被获准可以进入传染病病房。“去年安徽手足口病出现死亡病例后,国家派了第一个专家组,我带队去了安徽。我们去了以后,从轻型病人到重型病人,对手足口病的中医治疗提出了相应方案。下半年当手足口病在北京爆发的时候,我们中医同样是作为专家组成员,直接进入地坛医院。”刘清泉说,“按照‘传染病法’,中医专家都不是传染病医生,但现在中医专家可以直接进入病房,直接给病人会诊,给病人开药。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直到这次新冠肺炎,中西医之争再起。关于中西医的争论,从来没有消失。许多人们对于中医的不信任,和许多人们对于中医的笃信,也从来没有消失……

 

本文封面图为清中医稿本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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