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运六气中的太乙天符年是如何定义和划分的(太乙九宫占盘,太乙资料汇集一)
2018-05-18
五运六气 / 岁会 / 运气工具图表
五运六气中的太乙天符年是如何定义和划分的
谦和既济 2018-02-16
关键词:太乙天符,岁会,同岁会,年运,五运六气,太乙移宫,太乙游宫,
参考:
大司天与太乙移宫(系列文章)
五运六气中的太乙天符年是如何定义和划分的(资料全面):/2022.html
太乙神数论我国192年国运及世界运(到2068年):/2322.html
【正文】
太乙天符属于运气同化的概念,
运气同化,是指五运和六气同类化合,60年中约有26年存在天地同化,无所克侮,气象较为正常的年辰;但并不能把它们认为是平气,相反,正因为其同化的纯一之气,须防其亢害为灾。
①天符:凡中运之气与司天之气的五行属性相同即为天符年。60年中有12 年,即己丑、己未、戊寅、戊申、戊子、戊午、乙卯、乙酉、丁巳、丁亥、丙辰、 丙戍年。天符之年发病剧。
②岁会:凡中运之气与岁支之气相同即为岁会年。60年中有8年,即甲辰、甲戍、己丑、己未、乙酉、丁卯、戊午、丙子年。岁会之年发病慢。
③同天符:凡太过之中运之气与在泉之气相合即为同天符。60年中有6年,即甲辰、甲戍、庚子、庚午、壬寅、壬申年。同天符之年发病剧(快)。
④同岁会:凡中运不及之气与在泉之气相同即为同岁会年。60年中有6年,即辛未、辛丑、癸卯、癸酉、癸巳、癸亥年。同岁会之年发病慢。
⑤太乙天符:既是天符年,又是岁会年,叫太乙天符年。60年中有4年,即己丑、己未、乙酉、戊午年。太乙天符年发病暴。
以上天符12 年,岁会8年,同天符6年,同岁会6年,太乙天符4年,共36年。但太乙天符4年,已在天符12年中;岁会8年,也有4年在天符中,2年在同天符中。所以实际计算只有26年。
列表如下:
| 共12年 | 共8年 | 共6年 | 共6年 | 共4年 | |
| 干支纪年 | 天符 | 岁会 | 同天符 | 同岁会 | 太乙天符 |
| 甲子年 | |||||
| 乙丑年 | |||||
| 丙寅年 | |||||
| 丁卯年 | 岁会 | ||||
| 戊辰年 | |||||
| 己己年 | |||||
| 庚午年 | 同天符 | ||||
| 辛未年 | 同岁会 | ||||
| 壬申年 | 同天符 | ||||
| 癸酉年 | 同岁会 | ||||
| 甲戌年 | 岁会 | 同天符 | |||
| 乙亥年 | |||||
| 丙子年 | 岁会 | ||||
| 丁丑年 | |||||
| 戊寅年 | 天符 | ||||
| 己卯年 | |||||
| 庚辰年 | |||||
| 辛巳年 | |||||
| 壬午年 | |||||
| 癸未年 | |||||
| 甲申年 | |||||
| 乙酉年 | 天符 | 岁会 | 太乙天符 | ||
| 丙戌年 | 天符 | ||||
| 丁亥年 | 天符 | ||||
| 戊子年 | 天符 | ||||
| 己丑年 | 天符 | 岁会 | 太乙天符 | ||
| 庚寅年 | |||||
| 辛卯年 | |||||
| 壬辰年 | |||||
| 癸巳年 | 同岁会 | ||||
| 甲午年 | |||||
| 乙未年 | |||||
| 丙申年 | |||||
| 丁酉年 | |||||
| 戊戌年 | |||||
| 己亥年 | |||||
| 庚子年 | 同天符 | ||||
| 辛丑年 | 同岁会 | ||||
| 壬寅年 | 同天符 | ||||
| 癸卯年 | 同岁会 | ||||
| 甲辰年 | 岁会 | 同天符 | |||
| 丁己年 | |||||
| 丙午年 | |||||
| 丁未年 | |||||
| 戊申年 | 天符 | ||||
| 己酉年 | |||||
| 庚戌年 | |||||
| 辛亥年 | |||||
| 壬子年 | |||||
| 癸丑年 | |||||
| 甲寅年 | |||||
| 乙卯年 | 天符 | ||||
| 丙辰年 | 天符 | ||||
| 丁己年 | 天符 | ||||
| 戊午年 | 天符 | 岁会 | 太乙天符 | ||
| 己未年 | 天符 | 岁会 | 太乙天符 | ||
| 庚申年 | |||||
| 辛酉年 | |||||
| 壬戌年 | |||||
| 癸亥年 | 同岁会 |
其中,干支纪年对应的五运六气表图如下:
| 干支纪年 | 五运 | 六气 |
| 甲子年 | 土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乙丑年 | 金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丙寅年 | 水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丁卯年 | 木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戊辰年 | 火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己己年 | 土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庚午年 | 金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辛未年 | 水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壬申年 | 木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癸酉年 | 火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甲戌年 | 土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乙亥年 | 金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丙子年 | 水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丁丑年 | 木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戊寅年 | 火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己卯年 | 土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庚辰年 | 金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辛巳年 | 水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壬午年 | 木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癸未年 | 火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甲申年 | 土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乙酉年 | 金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丙戌年 | 水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丁亥年 | 木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戊子年 | 火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己丑年 | 土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庚寅年 | 金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辛卯年 | 水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壬辰年 | 木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癸巳年 | 火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甲午年 | 土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乙未年 | 金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丙申年 | 水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丁酉年 | 木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戊戌年 | 火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己亥年 | 土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庚子年 | 金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辛丑年 | 水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壬寅年 | 木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癸卯年 | 火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甲辰年 | 土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丁己年 | 金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丙午年 | 水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丁未年 | 木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戊申年 | 火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己酉年 | 土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庚戌年 | 金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辛亥年 | 水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壬子年 | 木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癸丑年 | 火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甲寅年 | 土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乙卯年 | 金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丙辰年 | 水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丁己年 | 木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 戊午年 | 火运太过 | 少阴君火司天,阳明燥金在泉 |
| 己未年 | 土运不及 | 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 |
| 庚申年 | 金运太过 | 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 |
| 辛酉年 | 水运不及 | 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 |
| 壬戌年 | 木运太过 | 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土在泉 |
| 癸亥年 | 火运不及 | 厥阴风木司天,少阳相火在泉 |
可以知道,2018年,戊戌年,不属于太乙天符年,也不具备天符,岁会,同天符,同岁会特征,
太乙行宫
来源:http://baike.yidao5.com/xiangshu/heluo/10502.shtml
太乙行宫。亦称“太乙游宫”、“太乙行九宫”。“太乙”亦作“太一”,为北辰之神,一说指北极。前人认为北极为体,北斗为用。以北斗为北极帝星所乘之车,北斗绕北极而旋转,就是北极星帝乘车临御八方之象。根据太一游宫斗柄旋指的八宫方位,便能推知四时、八节及二十四节气的节令转移和气象变化。若根据《灵枢•九宫八风篇》说:“是故太乙入徙,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易纬•乾凿度》:“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亦言无适也。自此而从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入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从子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上游息于天一、太一之宫。而返于紫宫。自北而南,自东而西,阳数按一、三、五、七,九递增;阴按八、六、四、二递减。“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易纬•乾凿度》)以八卦名加之中宫为九宫名。《灵枢•九宫八风》:“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即言以北极星围统太一旋转的位重作为指针,按季节依次移行。太一游宫计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的概略日数,此九宫之名,代表不同时序。倪仲玉说:“坎宫名叶蛰宫者,冬令主蛰封藏,至一阳初动之时,蛰虫始振,故名曰叶蛰。艮宫名天留者,艮为山,正而不动,因以为名。震宫为仓门者,仓,藏也,天地万物之气收藏,至东方春令而始震动开辟,故名仓门。巽宫名阴洛者,洛书以二四为肩,巽宫位居东南,而主四月,因以为名。坤宫为玄委者,坤为地,玄,幽远也;委,随顺也,地道幽远柔顺,是以名之。兑宫为仓果者,果,实也,万物至秋而收藏成实,是以名之,乾宫名新洛者,新,始也,洛书戴九履一,一乃乾至始也。此九宫之位,应于八方四时,各随时而命名也。”九宫名称有另说。如《南齐书•高帝纪》认为“九宫者,一为天蓬,以制冀州之野;二为天芮,以制荆州之野;三为天冲,其应在青,四为天辅,其应在徐;五为天禽,其应在豫;六为天心;七为天柱;八为天任;九为天英,其应在雍、在梁、在扬、在兖。”太一游宫依据天文观测而来;洛书九宫由观测太一之车,即北斗斗柄从中央临御四正四隅而形成,与八卦阴阳变化有密切关系。
九宫
九宫。指坎一宫、坤二宫、震三宫、巽四官、中五官、乾六宫、兑七宫、艮八宫、离九宫。它们在天分别与九星相对应,在地则分别九州对应。其基本排列法依据洛书九数,坎一宫属白水,居正北方;坤二宫属黑土,属西南方;震三宫属碧木,属正东方;巽四宫属绿木,属东南方;中五宫属黄土,位居中央;乾六宫属白金,居西北方;兑七宫属赤金,居正西方;艮八宫属白土,居东北方;离九宫属紫火,居正南方(见图)。其特点是纵、横、斜三宫的数字相加都是十五。《奇门遁甲•烟波钓叟赋》:“先须掌上排九宫,纵横十五在其中。”
太乙九宫占盘
太乙九宫占盘,中国古代占盘。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西汉妆阴侯墓出土。至迟为西汉时期文物,其正面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九宫八风》首图完全一致。小国盘过圈心划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与洛书布局完全符合。“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也与《易纬•乾凿度》相合。今有人认为太乙占盘的出现,说明洛书至迟于西汉时期已经形成,从而结束了持续九百年的河洛其伪之争。
什么是太乙九宫占盘
望气与占候有什么关系_民俗预测
太乙九宫占盘又分为天地两盘:天盘是一个九宫,与洛书显示的九宫图一致;地盘就是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的推断基本一致。中国现存最早的太乙九宫占盘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汝阴侯墓出土的西汉文物。
太乙九宫占盘在使用的时候,把天盘对准地盘上的冬至为第一日,然后移动天盘把二宫转移到冬至点,以此类推,直到第十日周而复始。根据太乙九宫占盘可以做关于风雨、水旱、兵戈、饥荒的推断,但是具体的推断方法已经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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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太乙九宫占盘
河图洛书太乙九宫占盘
来源: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201264445.aspx
一、太乙九宫占盘 ;
中国古代占盘。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至迟为西汉时期文物。其正面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九宫八风》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过圆心划四条分线,在每条等分线两端刻“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与洛书布局完全符合。“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也与《易纬·乾凿度》相合。今有人认为太乙占盘的出现,说明洛书至迟于西汉时期已经形成,从而结束了持续九百年的河洛真伪之争。
二、九宫八风
洛书九宫与八风、八卦、节气、方位等相配合的学说。《黄帝内经》载其图式。认为“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灵枢·九宫八风》)古人观测天象认为太乙(北极星)之位恒居北方,并以此作为定位的标准,以北极星围绕其旋转的位置为指针,按季节依次移行。从冬至日开始指向正北方叶蛰宫,主冬至、小寒、大寒三个节气,计四十六天;期满之后下一天交立春,移居东北方天留宫,主立春、雨水、惊蛰三个节气,计四十六天,余类推。太一游九宫共计三六十六日,为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奇的概数。古时据太一徒于中宫,朝八风,以占吉凶。“太乙移日,天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旱”。“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灵枢·九宫八风》)风从南方来名大弱风,从西南方来名谋风,从西方来名刚风,从西北方来名折风,从北方来名大刚风,从东北方来名凶风,从东方来名婴儿风,从东南方来名弱风。认为“此八风皆从其虚之乡,乃能病人”。并具体介绍了八风伤人的各种情况。
九宫分析法(百科词条)
九宫分析法是一种有助扩散性思维的思考策略,利用一幅像九宫格图,如概述图所示,将主题写在中央,然后把由主题所引发的各种想法或联想写在其余优点乃由事物之核心出发,向八个方向去思考,发挥八种不同的创见。依循此思维方式加以发挥并扩散其思考范围。
中文名 九宫分析法 分 类 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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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宫,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九宫:乾宫、坎宫、艮宫、震宫、中宫、巽宫、离宫、坤宫、兑宫。其中,乾、坎、艮、震属四阳宫,巽、离、坤、兑属四阴宫,加上中宫共为九宫。九宫在奇门遁甲中代表地,大地,为奇门遁甲之基,是不动的,奇门遁甲分为天、地、人、神四盘,四盘之中唯有地盘是不动,为坐山。汉代徐岳《术数记遗》:“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九宫”之法用之多端。汉代时有“九宫占”、“九宫术”、“九宫算”、“九宫八风”、“太一下行九宫”、“太一坛”等,是于占、术、算、医、纬、建等方面的应用。
特点
《易乾凿度》曰:“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阳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注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外。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则复。太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宫。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天数大分,以阳出,以阴入。阳起于子,阴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宫,从坎宫始。坎中男,始以言无偏也。自此而从坤宫。坤。母也。又自此而从震宫。震,长男也。又自此而从巽宫。巽,长女也。所行者半矣。还息于中央之宫。既又自此而从乾宫。乾,父也。自此而从兑宫。兑,少女也。又自此从于艮宫。艮,少男也。又自此从于离宫。离,中女也。行则周矣。”所行即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序而为一周。一周之后还于中央,再行又从一始。后来,这样的“行”法被道家称之为“禹步”,据说到一定时候行者本身就会“隐形”。就是这样,“九宫”图与八卦结合起来,而有“九宫八卦图”的出台。术数《奇门遁甲》中的“八门”,就部署在这样的“九宫八卦图”上。
《九宫算图》
汉代徐岳《术数记遗》:“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我们准此,即可得到《九宫算图》。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九宫”之法用之多端。汉代时有“九宫占”、“九宫术”、“九宫算”、“九宫八风”、“太一下行九宫”、“太一坛”等,是于占、术、算、医、纬、建等方面的应用。 我们从数学的角度看《九宫算图》,那只不过是一简单的“数阵”(也称“幻方”)。因“九宫算”图纵、横、对角三数之和皆为十五,又《易》数九与六、八与七之和为十五,所以此图与《易》有所挂钩。
九宫算
徐岳曰“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是因为古人赋予了一至九数的五行和方位属性。一、六为水,七、二为火,九、四为金,三、八为木,五为土。从图中看,一六→七二→九四→三八→五→一六……,的确为一数字循环,而且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五行相克循环。方位是:水数一居北,水数六居西北,火数七居西,火数二居西南,金数九居南,金数四居东南,木数三居东,木数八居东北,土数五居中央。 “九宫”占术在汉代初期就有应用。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太一九宫占盘”,是汉文帝时的器物。当时《简报》说:“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 我们看这样的“九宫术”图,是与八卦相配之后,方会与《周易》有所关系。如果仅是《九宫算图》,就只是数字式图像,其含意不过是数与五行、方位的配合,与《周易》没有什么关系可言。我们在这一讲中之所以要拿出汉代“九宫”数字式图像,为的是要说明后来出世的“易图”。如果把《九宫算图》中的数字用黑白圆点替代,那就是宋代刘牧《易数钩隐图》中所谓的“河图”,也是朱熹《易学启蒙》中所谓的“洛书”。 象棋术语。指棋盘上由斜交叉线构成的“米”字形方格。类似古代战争发号施令的“中军帐”。是将(帅)、士(仕)活动的地区。 北周甄鸾注曰:“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 我们准此,即可得到《九宫算图》。在这一讲中之所以要拿出汉代“ 九宫”数字式图象,为的是要说明后来出世的“易图”。如果把《九宫算图》中的数字用黑白圆
《卜种起源》 第六十章 太乙九宫占
(2016-04-15 21:5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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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掉浮燥,一条道走到黑,越走越光明。——赵季平
胜利就在前面,我却永远在路上。——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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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乙九宫占”是一种有式盘的占术,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特征,一般称为“式占”。式盘是一种占具,而不是卜具,原因就在于其占兆不是用卜具操作出来的随机性卜兆。
有关太乙九宫占的起源,李零教授认为:《汉志·数术略》中的五行类“内容涉及‘阴阳五行时令’、‘堪舆’、‘灾异’、‘钟律’、‘丛辰’、‘天一’、‘刑德’、‘遁甲’、‘孤虚’、‘六壬’、‘羡门式’、‘五音’等”……这一类“是以式占和从式占派生的各种择日之说为主”(李零《中国方术正考》)。
在我个人看来,事情可能与李教授说的恰恰相反,“择日”并不是从式占里派生的出来的,而式占却很可能是从“泽日”里派生出来。择日的确给式占很大影响,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还是从“太一移宫风雨占”谈起。“太乙风雨占”是如何进一步演化的,古文献中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但是,一项考古发现填补了这项空白。
随同刘邦南征北战的开国功臣,其中一位就是他的沛县老乡夏侯婴,刘邦称帝之后被封为汝阴侯,食邑就在今天的安徽阜阳市。公元前172年(汉文帝八年),夏侯婴去世,他的儿子夏侯灶嗣位。7年之后,即公元前168年(汉文帝十二年)夏侯灶也英年早逝,谥号夷侯。
汝阴夷侯夏侯灶之墓(马王堆3号墓)在1973年被考古工作者打开,地点就在当时还是阜阳县的双古堆公社,墓中出土了许多竹简。此前说过,其中就有《周易》,学术界称为《汉简周易》,我们已经对《汉简周易》进行了广义思考。夏侯灶墓还出土了“太乙九宫占”的占盘,学界称为“式盘”,也有的称为“占盘”。包括三式所用的盘,本书一律称之为“式盘”,以规范词语。式盘放置于墓室东边箱内,用木质材料制成。髹以黑漆。式盘是由天盘和地盘共同组成。盘心有孔可以穿轴旋动。盘面上有针刻篆书并涂朱的文字。在地盘背面北方刻有“七年辛酉日中冬至”,说明式盘的制作于汉文帝七年(前173)的冬至日,此日的干支恰逢辛酉。
为什么叫“式占”?“式”又写作“轼”。轼是古代车厢前面用做扶手的横木,其形如半框,有三面,供人抓扶或凭靠之用。古人在行车途中如要对人表示敬意,即扶轼低头俯身,这个动作也称作“式”或“轼”。如《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史记·魏世家》:“(魏文侯)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但是,“兵车不式”,因甲胄在身不便于俯身低头。由于轼在大多数情况下没什么用,可是少了它也不行,以此也用于比喻不要显山露水,不要锋芒毕露,为人老老实实,安守本分。苏洵为他的儿子取名“苏轼”也正是取这个意思。(见苏洵《名二子说》)人们只是说明“式”的来历,可为什么把占盘称之为“式盘”,“式盘”与“车轼”究竟有什么关系,也无人能说个明白,笔者就更说不明白了。会不会是这样,乘车有“式”做为扶手和依靠,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式”做为扶手和依靠,成为你的生活指南,这就是“式盘”“式占”。
该式盘的结构是这样:地盘在下,天盘在上。天盘呈圆形,放在方形地盘的凹槽里。天盘直径8.3厘米。厚0.3厘米。下面的方形地盘边长14.2厘米,厚约1.3厘米。
古人对天地宇宙的认识与现在不同,中国古代至少有3种宇宙观。“天圆地方说”认为,天是平面的,地也是平面的。“盖天说”则进了一步,认为天就像球冠形的车盖一样盖在大地上面,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八万里。“浑天说”则认为“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就是说,天形窟窿好像鸡蛋壳,地居其内如同蛋黄,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朦胧认识到“浑天如鸡子”,对此作出明确说明的就是大科学家张衡(78~139)。从“太乙九宫占”的天盘形态来看,所反映的不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因为天盘的表面不是平的,靠近边缘较薄,费那么大的功夫把边缘弄薄,决非偶然。在我看来,其天盘就是盖天说的产物,太乙九宫占的式盘就来自盖天说的宇宙观。
式盘表面有如下信息。天盘上有通过圆心的4条线(也可以说是8条射线),相互夹角为45度,线的末端与天盘边缘留有书写2个字的书写空间。每条线的两端分别刻有“一君”对“九百姓”、“二”对“八”、“三相”对“七将”、“四”对“六”字样。这与《九宫八风》篇所描述的“太乙风雨占”完全一致。这就发出了一个准确信息,“太乙风雨占”与夏侯灶墓出土之此“式盘”所反映的“太乙九宫占”确有亲缘关系,“太乙九宫占”准确无误地是由《九宫八风篇》的“太乙风雨占”发展而来。
8条射线末端的数字,一、九、二、八、三、七、四、六,所在位置与3阶幻方完全一致,只缺少五。显然“五”应当在中央旋转轴所在方格的位置,因无法书写而未能标示。这是九宫图第一次介入占卜术。围绕盘心刻有“吏招摇也”4字,其含意是什么,下面很快就会谈到。
诸多研究者对天盘中所出现3阶幻方存有误解。如有学者称,“九宫图是从洛书演化来的,也是洛书的一种表现形式”,“太一行九宫占盘的发现,以铁的事实否定了宋代以来疑古派对洛书真伪问题的种种诘难,使持续近千年之久的洛书之争焕然冰释”。也有人说,从此“结束了持续九百多年的《河》《洛》真伪之争”!
前面说过,九宫图并不是由洛书演化来的,也无人否认古文献中有关洛书的记载,只是从战国到隋唐人们都认为洛书的内容是文字信息,而不是黑白点,更与3阶幻方无关。3阶幻方与洛书是不是“共祖”的,各自有各自的起源发生史。
天盘的3阶幻方并非来自洛书,也不是来自《周易》八卦,而是来自“明堂”。《大戴礼•明堂》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一切宗教现象均来自现实生活,却又超越现实生活。这就是说,先有人间事,后有神仙事。《礼记•月令》中记有多处“天子居明堂”。天子可居明堂,天神更可居之。太乙九宫占把明堂9室移到天盘,让太乙居之,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在地盘内侧与园盘之外有一接近正方形的方框线,作者可能就是要画一个正方形,只是有些偏差。方框线的四正(正方形4个直角边的中间)、四隅(正方形的4个直角)各刻有圆点,那是“刻度”,表明二分、二至和四立的位置,这就是那8条射线。
在方框线与地盘的边缘之间,刻写太乙在何时移宫,以及移于何宫的内容,其中“四立”移宫的文字都写于“四隅”,二分二至移宫的都写于“四正”。这是必然的,因为“正”、“隅”对中心的夹角是45度,四正、四隅恰好扫过周天360度。四正、四隅的位置正与九宫图的周边八宫相合。四正、四隅的文字都朝外书写,分不出上、下、左、右。阅读时需要转动地盘。下面就是地盘中有关太乙移宫的文字,文中的斜线“/”表示文字转移到下一位置:
“冬至汁蛰四十六日废,明日/
立春天溜四十六日废明日/
春分苍门四十六日废明日/
立夏阴洛四十五日明日/
夏至上天四十六日废明日/
立秋玄委四十六日废明日/秋分仓果四十五日明日/
立冬新洛四十五日明日/
冬至叶蛰四十六日废”
地盘的背面有通过圆心的“十”字线,把背面划分为4个象限,每个象限又刻画一朝外的直角与其角平分线。十字线与角平分线分别指向四正、四隅的8个方向,有人说这8个方向分别代表北、东、南、西及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实际情况是,指向四正、四隅的8条线的末端均有刻文,四正的刻文均与冬至有关,四隅的刻文均与夏至有关,显然这与方向两无瓜葛。
在正面刻文“冬至叶蛰四十六日废”的同位置的反面有刻写“第一,子夜半冬至,右行”。“右行”指右旋,即顺时针旋读。四方、四隅各有刻文,由此开始依次是:
“第一,子夜半冬至,右行”
“第三、夏至”
“第二,至平旦”
“第四、夏至”
“第三,七年辛酉日中冬至”
“第四、夏至”“第四,冬至日入”
“第二、夏(冬)至平旦”
这里出现了两个 “第四、夏至”,而缺少 “第一、夏至”,学者们怀疑第二个“第四、夏至”当为“第一、夏至”之误。
我们知道,古代历法主要是安排年、月、日的配合。这就需要测定每年冬至或夏至发生在哪一天。天文史家们说,我国自殷至汉初通用“四分历”。据《春秋》所载,那时是以冬至为准,既然如此夏至就无关紧要了,两个冬至日之间的天数就是一年的日数。当时人们用土圭测量日影,其最短的一天就定为冬至日,这样得到一年的长度为365又1/4日。以365日为一年,则每4年需要增加1日,即366日,所以这种历法就叫做“四分历”。式盘背面的这幅“冬至时辰图”把4年间的冬至时辰依次定为“子夜半”、“平旦”、“日中”和“日入”,正是四分历的写照。这4个时辰依次相差6小时,“子夜半”是半夜0时、“平旦”是早晨6时、“日中”为中午12时,“日入”是下午6时。也有人说“平旦”是早晨5点20分,“日入”是下午5点20分,可能是个偏误。古人把1天4等分,是不会出现零头的。
冬至日的中午日影虽然在全年中是最短的一天,但冬至只是太阳在黄道上经过“冬至点”的时刻,如2010年的冬至是12月22日 07时42分,2011年的冬至是12月22日13时30分,包括冬至在内的24节气的时刻可以精确到“秒”的小数位。古人把冬至设定在“子夜半”、“平旦”、“日中”、“日入”只是个粗略数值。
式盘反面刻文“第三,七年辛酉日中冬至”,是说汉文帝七年(前173),这年“冬至”发生于“辛酉”日的“日中”。那末,“第一,子夜半冬至”应当是汉文帝五年(前175)的冬至日,“第二,冬至平旦”当为汉文帝六年(前174)的冬至,“第四,冬至日入”当是汉文帝八年(前172)的冬至。因此,式盘背面的刻文为我们保存了那时所推算出的、汉文帝五年至八年这4个年份的“冬至”时刻,为研究汉代历法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据。
我们说了许多话似乎与太乙九宫占无关,归根结底就是这样一句话,太乙九宫占是在西汉时代的科技文化成果基础上出现的一种全新的预测术。
太乙九宫占的占法复原
人们最关心的是如果用式盘操作“太乙九宫占”。在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中,尚未见到过有谁复原过“太乙九宫占”。笔者也只好自己琢磨了。
此前说过,在“太乙风雨占”的受兆者分为君、相、官、將、百姓5个群体,各群体每年都各有、并仅有1次观察兆象的机会,而人们需要的是能随时随地显示兆象的占术。这也正是占术、卜术发展的动力源之一。
“九宫八风篇”所描述的“太乙风雨占”,君、相、將和百姓,每年各自仅有1次观察自己兆象的机会,并且只有5个兆象,只在冬至、春分、秋分、夏至这4个示兆日示兆:“太一在冬至之日有变 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变 占在在相;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 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变 占在将;太一在夏至之日有变 占在百姓”。“太一在中宫之日有变 占在吏”。
何谓“有变”?《九宫八风篇》又说:“所谓有变者,太一居五宫之日,病风折树木,扬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贵贱,因视风所从来而占之,风从其所居之乡来为实风,主生,长养万物;从其冲后来为虚风,伤人者也,主杀,主害者。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是故太一入徒立于中宫。乃朝八风以占吉凶也。”
不难了解,“太乙风雨占”对每个人的示兆次数是“1次/人·年”,即每人每年只能得到1次兆象。人们需要的是能随时随地显示兆象的占卜术。当然这不能一蹴而就,太乙九宫占已使每人每年的获得的兆象从每人每年1次(1次/人·年)提高到每人每年8次(8次/人·年),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太乙风雨占”是以太乙移宫之日是否有风雨为前兆:“太一移日,必应之以风雨,以其日风雨则吉,岁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则多雨,后之则多汗。”
“太乙九宫占”的占盘,天、地盘同心,转运天盘,则指示兆象,这正是增加兆象机理。在地盘正面方框线与天盘外缘之间有刻文8处,都写于四正、四隅这8个方位,并写于太乙移宫文字的上面。冬至日的所对应的兆象是“当者有忧”,顺时针依次是:立春日“当者病”,春分“当者有喜”,立夏“当者有瘳”,夏至“当者显”,立秋“当者死”,秋分“当者有盗争”,立冬“当者有患”。这都是类似卜辞的断语。
这里的每处刻文都有个“当” 字。有人解释说“当”读如“挡”,为“阻挡”之义,“所挡之物就是八方之风” 。以人体之渺小如何阻挡风雨?“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谓也”“避矢石”不是阻挡矢石,可见“当”决非阻挡之意。《辞海》解释说,“当者遇也”。如果解释为“遇到”或“遭遇”可能更好一些。如“挡者病”,即遇到者将有病患。“挡者有喜”,“挡者显”等皆为“实风”,“挡者有忧”、“挡者病”等为虚风。太乙九宫占是以求卜者本从的贵贱和八风的虚实来断卜的。
现在可以解释如何对太乙九宫占进行操作起占了,这也只是我的个人的猜测。人君起占时无须转运天盘,只要在二至、二分、四立时察看该日所对应的兆象即可。相、将、百姓就必须转运天盘。
现以冬至日为例,“君”不用转运天盘就可知道“当者有忧”; 如果您不是君,而是相、将、百姓则要把天盘中的“君”转到冬至位置,察看自己所属群体所对应之地盘上的兆象,于是可知:
“相”的兆象是“当者有喜”;
“百姓”的兆象是“当者显”;
“将”的兆象是“当者有盗争”。
只要将天盘上的“君”转动到某个“示兆日”上,相、将、百姓所对应的兆象全都一目了然了。二分、二至、四立各有1个兆象,共8个兆象。这也正是太乙九宫占可示兆8次/人·年的原因。
我们还没解释“吏”的兆象是什么。围绕盘心刻有“吏招摇也”4个字。“招”是指商人招揽生意时的大献殷勤的姿态;“摇”是指娼妓勾引嫖客所施展的搔首弄姿、摇摆臀腰的妩媚。在我看来,“吏招摇也”说明吏没有固定兆象,他是采用“献殷勤”的方式加入任何一个群体。但以“君”行事可得小心了,被人发现就是“大不敬”,只能偷偷摸摸的操作了。当然,也可能那时官吏的觉悟都非常高,不会作出这种僭越君王的事情。
有人称夏侯灶式盘为“六壬式盘”。可能有些不妥,除非其预测规则接近后世的大六壬那样复杂。即便把它说成是大六壬的祖先也有些不妥。在我看来,夏侯灶式盘是大六壬、太乙神数和奇门遁甲的共同祖先,如把它视为一种“原始式盘”可能更好一些。
据《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说:“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出土的“太乙九宫式盘”中明明没有八卦、五行,怎么就说是“按八卦和五行属性排列的”。八卦、五行在汝阴侯之前很久都出现了,但在式盘中是不存在的。这说明太乙九宫式盘并未吸收八卦和五行。在式盘中是可以填入八卦和五行,但在西汉初年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这显然是以后代的事实描述前代之事,其思维模式无疑是传统的、古典的。
夏侯灶墓中不但出土了“太乙九宫式盘”,还出土了《汉简周易》,我们已经对其进行了广义思考。读者还记得,《汉简周易》的爻画是“∧、━”样式的九六爻,而不是“‥、━”形态的阴阳爻。这个铁定的事实说明在汉文帝时代,“‥、━”形式的爻画尚未出现(前述)。我们还知道,同时代《帛书周易》的九六爻画写作,更加证明汉文帝时代没有“‥、━”爻。
“∧、━”或“八、━”类型的九六爻不也是八卦吗?不是也可以写入式盘吗?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九六爻时代与阴阳爻时代易家们所考虑的问题是不同的,比如,汉文帝时代大衍筮法尚未出现(前述)。这一切都说明,太乙九宫式盘中没有出现八卦是个必然,而非偶然。
从每人每年的得兆次数来说,“太乙九宫占”的兆象是“太乙风雨占”的8倍,进步斐然,可人们并不满足。他们需要的是随时随地都能得到兆象的式占,显然这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
——本章结束——
《卜种起源》第六十九章 敦煌经卷中的卜术
(2016-09-28 07: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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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别人脚步走路的人,永远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爱因斯坦
科学的存在会靠有新发现,如果没有新发现,科学便死了。——李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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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899年)四月我国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多种文字的古写本,学界称作“敦煌经卷”,也叫“敦煌文书”、“敦煌遗书”。
大量的经卷写本是公元5~11世纪的遗书,相当于南北朝到宋代。写本多为卷轴式,北朝写本书法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的写本则为楷书或草书。8世纪末,有木笔、苇笔书写的卷子。9世纪以后,出现经折装、册子本和木刻印本。这些遗书大多没有说明年代,很难知道他们抄写的精准日期。
学者们猜测,可能在北宋的某一年,在宋与西夏的战乱中,为了保护这些经卷藏经洞被封闭了。这一封就是1千多年,终于在1900年,被居住在那里的道士王元籙( 1849-1931年)在偶然中发现了。
甘肃学台叶昌熾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建议甘肃的藩台衙门将其运省垣保存,但估计运费要5、6千两银子,无由筹得,于1906年(光绪三十年)令敦煌县长汪宗瀚“检点经卷画象,仍为封存”。王元籙也曾带一箱经卷到酒泉献给安肃道的道台满人廷栋,廷栋说,这个字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但是,敦煌藏有经卷的消息却由廷栋展传到西方,这就促使匈牙利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来到敦煌。王道士原本只是为了引起政府的重视,也就是申请国家保护,并没有想得到经济利益的考虑,但始终无果。他为了筹措修建道观的经费,将敦煌文物极其廉价地卖给了斯坦因,斯坦因只用了4个马蹄银,就换来了29箱珍稀古典经书、绢画和丝织品。王道士先后共卖给外国人97箱经卷,19箱织卷,20箱绘画及37尊唐塑。
王元籙盗买了宝贵的敦煌文物,还以为做了多么大的善事,他的确没把钱用来个人享乐消费,他省吃简用,在藏经洞所在的大洞窟前修建了三层楼阁,还立了《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记》碑以记其事。有传说王道士曾用经卷生火取暖,他可能不会作出这种傻事。
有关敦煌藏经洞的故事就聊到这里,与我们有关的就是经卷中的占卜文书。
有学者统计,敦煌经卷中的占卜文书有270件之多,甚至超过了儒家经典。这一方面说明占术、卜术的广泛流行,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进庙的目的除了信仰之外就是顺便占卜,而获取儒典的人并不多。敦煌经卷涉及到的卜种有:五兆法、易占法、十二钱卜法、灵棋卜法、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孔子卜法、摩醯首罗卜、缺名卜法、周公孔子占法;涉及到的经卷有28件。
周公卜法
在敦煌文书中有5件与《周公卜法》有关的文书,有的文书卦名齐全。其16卦的卦名是:周公卦、孔子卦、屈原卦、赤松卦、桀纣卦、越王卦、子推卦、太公卦,这是前8卦,都以人名命卦;后8卦都以易学的三爻卦命名,即兑、坤、离、乾、巽、坎、震、艮。
张正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中也提到这个已经灭绝的卜种,张老说: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一书,仅有周公卦、孔子卦、屈原卦等十六个卦,极为朴素,卷前说“其卜法用算子卅四□□□上斜、中竖、下斜,后乃四四除之,余者成卦,審看下卦歌颂,次定吉。”这段话引自《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第一集影印本,可我们不知道它出自敦煌经卷中的哪件文书。有了这个记录,复原“周公卜”的起卜操作就是轻而易举的事了。“用算子卅四枚”,这是说“周公卜”的初策是34枚;“上斜、中竖、下斜”是说把初策随机分为上、中、下3束策,上束策要竖放,中束策要斜放,下束又竖放;“四四除之”是揲4。
现在计算一下“周公卜”的卜兆数目。把初策分为3束,有2束可视为随机束,其余1束是常量束,用初策34减掉两个随机束的策数,就得出常量束的策数。周公卜的卦数取决于两个随机束,而与常量束无关。所以示卜态的数量恰恰就是42=16种,而不是如张老所说的32种。
假定上、中两束为随机策,下束为常量束,则根据初策34策的揲4余数是2可知,分三束后的揲4余数之和的揲4余数,也是2。由此可写出上、中两束策的揲4余数的全部16种排列是:
1,1 2,1 3,1 4,1
1,2 2,2 3,2 4,2
1,3 2,3 3,3 4,3
1,4 2,4 3,4 4,4
由于把下束当作常量束,其策数是可用初策减两个随机策数得出,那么它的揲余数也能计算出来。常量束的揲余数应保证3束策的揲余策数之和的揲余数也是2。因此,在上表中各组数的后面添上一个数,使3数之和的揲4余数为2,于是可得三束数的揲余花样为:
1,1,4 2,1,3 3,1,2 4,1,1
1,2,3 2,2,2 3,2,1 4,2,4
1,3,2 2,3,1 3,3,4 4,3,3
1,4,1 2,4,4 3,4,3 4,4,2
把这16组数字按《周公卜法》的卦符写出来,就是“周公十六卦”。周公卜只有16卦,我们是计算出来的,对古人来说只能是反复地通过数学试验得到。而在今天,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去搞这个枯燥的数学游戏了,反到成了不该是个谜的谜。
从形态上看,周公卜是一种不登大雅的民间小卜,虽然是在敦煌发现,但敦煌不是周公卜的发祥地,它的发祥地无疑是在中原地区,是从中原传播的边陲敦煌的。它在中原的发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可能在南北朝或更早的时代就出现了。《周公卜法》也不是平民百姓的手中物,它适用于民间小知识分子,或供知识不高的卖卜者使用。
“玄女卜法
在敦煌经卷中有两件文书,一件是P.3803,开头残缺,后部完整,但后部与卜术无关,如“咏黄道诀”与“推六合法”等。。其与卜术相关的部分残留5卦,其卦符只有2层而不是3层,说明这种卜术是分2束的,而不是分3束。卜辞与它们也不同,但也称为“某某之卦”,卜辞也多是4字韵语。在这一文书中,还能找到另一文书中的二竖二横的“老君”卦、三竖三横的“祥云”卦。
另一件文书是ДX00946,只是两条窄纸,顺序接抄。由于残缺不全,也没有提到这一卜种的名子。第一张抄2行,列有8个卦象和卦名并吉凶。从左到右分别是:“一竖一横(原是卦象,现用文字转述),大象之兆,吉也;一竖二横,阴神之兆,凶也;一竖三横,悬崖之兆,凶也;二竖一横,鹏鸟之兆,吉也;二竖二横,老君之兆,吉也;二竖三横,飞鸿之兆,吉也;三竖一横,太皓之兆,吉也;三竖二横,天后之兆,凶也。”第二张抄1行,列1个卦象和卦名为:“三竖三横,烦(祥?)云之兆,吉也。”
比较这两件文书,其卦象、卦名、吉凶都一样,只是缺少卜辞,但文书ДX00946有完整的9个卦名,还有9个卦符,真是难得。将此二文书与《南要辍耕录》记载的“九天玄女课”相比照,除卦名稍异外,卦象和吉凶均同。因此,学界大多认为,此2文书也应属于“‘九天玄女卜法’性质”。用我的话来说,这两件文书所记录的卜术不仅仅有“‘九天玄女法’性质”,其实它就是九天玄女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在宋代或宋代之前它的名字叫什么。我想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在那时的名字也一定有“九天”。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9卦,就与九天挂钩,九天再与人相联系,那就是九天玄女。敦煌经卷中的卜术名称往往都称作“卜法”,如“周公卜法”,九天玄女课在宋代之前很可能就叫“玄女卜法”,或“九天玄女卜法”。 九天玄女又叫玄女,或称九天娘娘,她的的原始形象是玄鸟。《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后经道教奉为女仙,可见玄女由来之久远。
到了元代,“玄女卜法”在《南村辍耕录》中称为“九天玄女课”,流行于“吴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妇人女子辈”。“其法:折草一把,不计茎数多寡,苟用算筹亦可。两手随意分之。左手在上,竖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为卦。一竖一横曰太阳、二竖一横曰灵通、二竖二横曰老君、二竖三横曰太吴、三竖一横曰洪石、三竖三横曰祥云,皆吉兆也。一竖二横曰太阴、一竖三横曰悬崖、三竖二横曰阴中,皆凶兆也”(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
《缀耕录》记录的“九天玄女课”显然是一种揲卜,其初策不定。两手随机分为两束,持于左手的策竖放在上部,持于右手的策横放在下部。然后各自揲3,上下策的揲余数就是卜兆、就是卦。将初策分为2束,由于初策不定数,2束策都是随机数。两束策各自揲3,每束策的揲余数均为1、2、3。两束策的揲余数可构成以下花样,即
1,1 2,1 3,1
1,2 2,2 3,2
1,3 2,3 3,3
这个符号是由两个数字组成的数组,左侧数字表示上部竖放的揲余策数,右侧数字表示放在下面横放的揲余策数。如:1,2 表示一竖二横;3,2表示三竖二横。
周公卜法有16卦 ,玄女卜法只有9卦,这是由于揲数的不同造成的,周公卜法揲4,玄女卜法揲3。在《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没有周公卜法或“九天玄女卜法”的著录,但在《宋史·艺文志》卜种名称里却有了“九天玄女”,如有“袁天纲(一作孙思邈)九天玄女坠金法一卷”、“玄女断卦诀一卷”、“九天玄女诀一卷”等。这些以“玄女”命名的卜种如果是揲卜,它就与九天玄女课是同一卜种。九天玄女课一直流传到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中有介绍,并称之为“九天玄妙课”。
3、五兆卜法
隋唐时期奇门遁甲仍在发展,但也不是一凡风顺。比如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下诏曰:“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即停断。”(《旧唐书·太宗纪上》)原因就在于,有些可恶分子利用“诸杂占卜”而“妄断祸福”,影响皇权稳定。这道圣旨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仅两个月后发布的。到唐玄宗时还曾下令“百官不得与卜祝之人交游来往”。看来只有龟卜、易卜、五兆才是法定的卜种,其余卜种一律非法,严加禁止。2004年在三峡库区还发现了卜甲,证实了这个问题。平民百姓懂“卜”知“易”者又有几人,遇到不是特别重大的卜事,也不便都找专职卜师,“五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看来在唐太宗下“非龟、易、五兆”的禁令之前,“五兆”已经非常盛行,所以李世民才开了这样一道口子。
我们不清楚这些禁令是否给唐朝的稳定带来正能量?有一点是肯定的,“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不但没有“亦即停断”,而且还得到发展。这从敦煌占卜文书可以看得出来,敦煌占卜文书中有关奇门遁甲的文书至少有5件。后述!五兆在古文献中的记载极少,更没有用五兆进行卜测的事例。由于近年散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书不断公之于世,其中就保存了一些五兆卜法的文书,这就引起了学界对五兆卜法的关注。
五兆的卜具是“算子”,“算子”本来是竹制的算筹,这是一根根同样长短、同样粗细的小竹棍,长约13–14cm,径粗0.2~0.3cm,用做计算或计数之用,也用做卜具。五兆是指水、火、木、金、土这5个兆局,即以此卜测吉凶祸福,这是以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一种卜述。与五兆卜法相关的文书大约有14件,其中完整写有五兆卜测方法的是P.2905文书:“用算子[三十]六,先以两手停擘,然后五五除之,各觅本位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定:初下东方甲乙木,次下南方丙丁火,次下中央戊己土,次下本文庚辛金,次下北方壬癸水。五兆卜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
《唐六典》是唐玄宗时期官修的一部行政性法典,其卷14也谈到五兆:“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用三十六筭(算),六变而成卦:一变为兆,再变成卦,二为甲乙,三为丙丁,四为戊已,五为庚辛,六为任癸。其用五行相生、相克、相扶、相抑,大抵与《易》同占。”
敦煌经卷P.2905文书与唐六典对五兆的描述是一致的。由此显然可见,五兆卜法是一种揲卜,初策为36策, 两手将初策随机分为2束,把其中的任一束揲5。揲5有5个揲余数:1、2、3、4、5。这是第一变。然后再把36枚算子合在一起,分2束,取其一策揲5,这是第二变。如此反复做5变。5变的揲余数,每变取1个揲余数可构成55=3125种花样,这是重复排列的花样数。如果每个花样都对应一种示卜态的话,那就是3125卦。果如是,则五兆卜法仅次于《归藏》、《易林》的4096卦了,那就需要一本厚厚的筮书。实际上,五兆卜法并不是以3125种重复排列花样为卦,它是以五行卜测吉凶祸福的。
5个揲余数都配以五行,即: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还要按五行的方位放在5个格位上,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将每变所得揲余数的天干方位和五行都按其方位放置在确定位置上,估计是放在九宫格上。
显然可见,五兆卜法是一种揲卜,初策36,6变完成1卦。起卜揲蓍方法是:将36策随机分为2束,任意去掉一束,把余下的一束策揲5。揲5的揲余数有1、2、3、4、5这5个,揲蓍后可随机得到其中任一揲余数,这是第一变。然后再把36枚算子重新合在一起,分2束,去掉1束,揲5,这是第二变。如此反复做6变。6变的揲余数,每变取其1个揲余数共有56=15625种花样,这是重复排列的花样数。如果每个花样都对应一种示卜态的话,那就是15625种示卜态,这正是《归藏》的卦数(前述)。实际上,五兆卜法确实有15625种重复排列花样,但并不以此为卦,根据筮书断卜。当6变得出6个揲余数,即按“ 五兆卜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也”的规则,变换为“方位”与“五行”。
比如,起卜6变后得到6个揲余数是253154,“一变成兆,再变成卦”,第一变的揲余数2,就是“兆”,再把其余5个揲余数5、3、1、5、4按上述规则变换成“方位”、“五行”,即得:
中央无极土(揲余数5)→,东方甲乙木(揲余数3)→为北方壬癸水(揲余数3)→中央无极土(揲余数5)→西方庚辛金(揲余数4)
这是以得出揲余数先后为序的方位、五行传递链,断卜就是以“其用五行相生、相克、相扶、相抑”的关系进行的,“大抵与《易》同占”。第一个揲余数2,按规则是“兆”,而不是“卦”。“兆”在断卜中起什么作用呢?上述两种文献都语焉不详。我想,第一次所得到的东西应当是最重根据,五兆中的第一变也应当是重要的,它既然是“兆”,不属于“卦”,它就应当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第一变的“兆”出现之后,大体的吉凶祸福可能就一清二楚了。
《卜种起源》 第六十二章 太一神数
(2016-05-02 13:28:07)
标签: 历史 文化史 占卜史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居里夫人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居里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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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歆在《三统历》中提出的|“阳九阴六之灾”的说法,后来也成为太乙神数的有机构成的一部分。
关于“阳九阴六之灾”,刘歆在《三统历》写道:“《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阳(阴)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三辰之会周期),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刘歆究竟说了些什么,稍后再述。
正由于这些原因,刘歆才成为太乙神数之父。刘歆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三统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天文年历的雏形;刘歆最早发现岁星(木星)的运行周期不是12年,每过一百四十四年(今实测为八十六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便超过1个星次;他第一个提出日月蚀的交食周期是135个朔望月;刘歆还在《三统历谱》中对我国的上古史的断代进行研究,他推算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1122年,这个数字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影响;他首先突破“径1周3”的圆周率,提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新圆周率3.1547,有人称为“刘歆率”。 此外他对古文经典的整理也作出很大贡献。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为纪念这位伟大科学家为人类作出的重大贡献,1967年,国际天文学家联合会还把火星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刘歆山”。
我国学者对刘歆的褒贬不一。主要集中于《三统历》。刘歆确是王莽的红人,他的《三统历》也是为王奔篡汉大造舆论的,这是实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学者指出《三统历》“掩盖历史真相”,“招摇撞骗欺世盗名”,这种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刘歆的下场很惨,王莽曾杀其“三子”。公元23年五月,昆阳一战,王莽42万大军被绿林军所歼,新莽政权岌岌可危。刘歆与人密谋,劫持王莽,投奔“更始帝”刘玄。事败,刘歆被迫自杀。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他一手缔造的“新”朝也随之灭亡。刘歆是一名学者、一位科学家,在暴风雨中,很容易利用它的知识卷入政治斗争,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罕见。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1792-1841)说过,“不拘一格降人才”。
书归正传!刘歆时代,早已有了太乙九宫占,并有了更复杂的式盘,意味着有更先进的式占。在此基础上吸收了西汉时代的科技和神秘文化,进一步演进就分化出太乙神数、大六壬、奇门遁甲“三式”。这就是此前所说的任何征兆现象的起源都是是多血统的。对此将辟有专门章节进行思考。而在全面思考之前,必须对“三式”有最低限的了解才行。
学者们指出,与式法有关的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不过数种而已;在《隋书·经籍志》已达百余种。它们大多都消失在历史的尘雾中,没能流传下来。人们只能根据书名而望“名”生义,难免偏差。(后述)
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代王希明的《太乙金镜式经》(有《四库全书》本)虽然不是最早的、却是详尽介绍太乙神数的最早著作。王希明约生活于公元8世纪的盛唐开元年间,生平不详。《四库会书·太乙金镜式经·提要》中说:“开元时,以方技为内供奉,待诏翰林。是书乃其奉勅所编。”
下面基本上以此书为本说明太乙数神数的操作。
太乙积年
术数家们将历法中的“上元”称之为“太乙上元”;“上元积年”称为“太乙积年”。这是因为太乙神数的主角就是太乙神。太乙神数就是以太乙永无休止的“周游列宫”、以其在何时、驻跸于何宫为兆。此前在“太乙九宫占”中已对太乙作过描述。太乙数把“上元积年”改为“太乙积年”,正是占卜文化的表现。“太乙积年”以上古的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天正(十一月)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为上元,与历法中的上元积年毫无二致。《太乙金镜式经》称之为“上元混沌甲子之岁”。这一天的子时,太乙神开始了他的漫长而无终止的移宫。
太乙数的征兆都是从太乙积年开始的,在预测时,第一步就是计算“所求年”的太乙积年。太乙积年如何求,必须要弄明白。
《太已金镜式经》卷一说:“自上元混沌甲子之岁,至今大唐开元十二年甲子岁(公元724年),积得一百九十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一筭。”即太乙积年为1937281年。以Nn代表公元n年的太乙积年,则可记为N724为1937281年。
清代李自明《太乙数统宗大全》认为:元大德癸卯岁(1303年)积年为10155220年。即N1303=10155220年;明代王鸣鹤写了100余万字的军事巨著《登坛必究》,也谈到“太乙”数。此书以明万历戊子岁(1588年)的积年为10155505年。即N1588=10155505年。
不同著作的太乙积年不是从同一年起算,使用不便。现在都用公历,如以公元前1年的太乙积年为起算点,那就方便多了。变换的方法也很简单,如上例N1588=10155505年,则:
10155505—1588=10153917
10153917年是公元前1年(汉哀帝元寿二年)的太乙积年,即N—1 。这样,计算公元后某一年的太乙积年就方便多了,只要求公元前1年的太乙积年加上所求年的公元年数就可以了,即:
Nn= N—1+n
公元后1年的太乙积年为:
N1=10153917+1=10153918年
2011年的太乙积年为
N2011=10153917+2011=10155928年
如果求公元前n年的太乙积年,可用下式:
Nn =N—1-n+1
为什么要加1 ?其实不加1也是可以的。以公元后1年(汉平帝元始元年)的太乙积年数N1=10153918为基数,减去公元前的年数,即得公元前某年的太乙积年。如公元前1年的积年为:
N—n= N1-n=10153918-1=10153917
N—n= N1-n=10153918-1=10153917
公元前1000年的太乙积年为
N—n= N1-n=10153918-1000=10152918
为什么求公元后的太乙积年与求公元前的太乙积年所用的公式不同?《易学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2)提出了公元0年的概念,这是个误会!公元前1年与公元1年是相邻的,从来也没有公元0年之说。但是,如果没有公元0年,那时间坐标上的原点0又如何解释。温度计上能没有刻度0吗!温度有0度,所以在在计算正负温度的四则运算时,无须加1、减1。如果没有0度,就会遇到类似计算公元年代时的同样不便。
这个小问题,我请教过许多人,也在网上搜索过,都听不明白,也看不懂。后来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温度与时间在坐标轴上有不同的表现。温度在坐标轴上只是个点,而时间在坐标轴上却是个时间段,不论日、小时、分、秒都是时间段。以年为单位的坐标轴是以365天为时间段的。这个坐标轴的原点是什么,它就是公元0年。公元0年是个时间点,而不是365天的时间段。
计算公元后某一年的太乙积年从公元前1年的太乙积年起算,计算公元前某一年的太乙积年从公元后1年的太乙积年起算,实际上就是回到公元0年那个起算时刻。
下表列出《太已金镜式经》、《太乙数统宗大全》、《登坛必究》的太乙积年,并列出N—1的太乙积年
|
资料 |
所求年n |
太乙积年Nn |
N—1 |
|
|
《太乙金镜式经》 |
唐开元十二年 |
724年 |
1937281 |
1936557 |
|
《太乙数统宗大全》 |
元大德癸卯 |
1303年 |
10155220 |
10153917 |
|
《登坛必究》 |
明万历戊子 |
1588年 |
10155505 |
10153917 |
从上表可看出,《太乙数统宗大全》与《登坛必究》的N—1是一致的,但与《太乙金镜式经》的积年数不同。现在一般都采用《太乙数统宗大全》的积年数,N—1=10153917年。我们也只好“随大流”了。
这个积年数很大,很惊人的,“七曜齐元”发生于一千零十五万五千九百二十八年前,属于地质时代的新生代、第三纪、上新世。古人类学家会告诉我们说:那时还只有人类的远祖——森林古猿和拉玛古猿。太乙神数告诉我们说:1千多万年前的一天,出现了“七曜齐元”,太乙行宫于该日的子时开始。
我们大可不必追问,1千多万年前人还没进化出来,怎么就有了太乙神了。我们只把他当作一个符号,以神挂钩的符号,也可能说是以神命名的符号。太乙神数中的神,除了太乙神而外,还有8将、16神等等,都可视为符号。这些符号按人为制定的一套规则、显示在式盘中的相互位置及排列关系就是征兆。
如何取兆?根据事发时刻、或是想要取兆的时刻,而计算出的各种符号在式盘上的相互位置关系,就是太乙数的征兆。得出征兆的过程,就是取兆过程。取兆,首先就是获取第一兆,可称为“初兆”。比如说,某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可取做初兆;比如说,某年月日时发生了什么怪异或灾害事件,可取做初兆;比如说某年月日时,心血突然来潮,想要预测某一时段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即时的年月日时也可取做初兆。“初兆”直接来自占事的发生时刻,不能直接用来断占,需要对初兆进行一系列的变换才能得到可供断占的兆象,这才是最终的占兆。对征兆进行“断兆”,就可能得出预测性的结论了。
太乙神数可以随时随地取兆,取兆不难,但非常烦琐。下面开始描述太乙数的取兆程序。
“阳九、百六之灾”
前面提到过“阳九阴六之灾”。刘歆在《三统历》写道:“《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L按:三辰之会周期),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后汉书·律历志(上)》)《汉书·律历志》中的这段话有三国时代魏国孟康、如淳二人的注解。
“初入元”的意思是前一周期结束,而开始下一周期。
106为阳九,374岁为阴九。孟康注曰:“百六与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数也。六八四十八,合为四百八十岁也”即106+374=6×80=480;
480为阳九。如淳注曰:“六八四十八,为四百八十岁,有九年旱。”
720,阴七。如淳注曰:“八九七十二,为七百二十岁”
720,阳七。孟康曰:“亦九乘八之数也,于易爻九变。故再数也。”
600,阴五;600,阳五。如淳曰:“爻有七八。八八六十四;七八五十六,二爻之数,合千二百,满纯阴七八这变,故通其气,使各六百岁,乃有灾。”8×8=64,7×8=56。64与56各自的10倍,分别为640与560,640+560=1200。1200÷2=600。
480,阴三;480岁,阳三。孟康曰:“此六乘八之数也。”即6×8=48,48的10倍是480。
把上述年数相加,总共是4560岁,这是“四分历”1元的年数。前述三统历1元的年数是4617年,这是来自太初历的数值(三辰之会周期)。三统历与四分历一元的年数之差是:
4617—4560=57
这就是“灾岁五十七”的来历。
如按“四分历”计算的话,
4560÷57=80
这个80年被认为是灾年的周期。
为什么80年有一个灾岁呢?这有不同的解释,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为甲子日,再经过80年天正冬至日仍为甲子日,称为阳九一境之数,境终之年,则生灾异,所以每80年产生一个灾岁。“境终之年,则生灾异”,其实,境终之年也是“境始之年”怎么就不能解释为吉兆。是吉是凶,断卜规则的制定,完全是人为的。
岁星纪年
中国古代很早就认识到木星约十二年运行一周天。把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就用木星所在星次来纪年。因此,木星被称为岁星,这种纪年法被称为岁星纪年法。岁行纪年法在春秋、战国之交很盛行,原因就在于诸侯割据,各国都用本国年号纪年,非常混乱。为了便于相互交流,根据岁星每年行经一次的自然现象,就以木星所在的星次来称呼这一年,这就是岁星纪年法。目前,人们还说不清它究竟起源于何时。《左传》,《国语》中所载“岁在星纪”,“岁在析木”等大量记录,用的就是岁星纪年法。
除了十二次之外,天上又有十二辰的分划(即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来称呼)。它的计量方向和岁星运行的方向相反,即自东向西。由于十二地支的顺序为当时人们所熟知,因此,人们又设想有个天体,它的运行速度也是十二年一周天,但运行方向是循十二辰的方向,这个假想的天体称为“太岁”。当岁星和太岁的初始位置关系规定后,就可以从任何一年岁星的位置推出太岁所在的辰,因而就能以十二辰的顺序来纪年。当时又对太岁所在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年份,给以相应的专名,依次是: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如《汉书·律历志》有:汉高祖元年“岁在大棣(鹑首),名曰敦牂,太岁在午”的记载。有了地支关系,再配上天干,就与干支顺序相联。在岁星纪年中,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年也给以专名,依次为: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这样,甲寅年可写为阏逢摄提格,余类推.这些岁名在不同的古书中有不同的写法.上面所列的是《尔雅·释天》所载的通用写法。
实际上,岁星约11.86年运行一周,过80多年,岁星实际位置将超过周期12年的理想位置1个星次;160年超越2次。因此,岁星纪年法用久之后,就与实际天象大不相符,必须改革历法,调整岁星和太岁的位置。当时各种历法的岁星纪年法是有出入的。汉太初以后,岁星纪年法与后世的干支纪年法相连接,从太初上溯至秦统一中国时,岁星纪年比干支纪年落后一辰,上溯至战国时期则落后二辰。西汉末刘歆提出岁星每144年超一次的算法,但实际上未在纪年法中应用。东汉改用《四分历》时,废止了岁星纪年法,沿用干支纪年法。
太乙术以19年为1章,4章为1部,5部为1管,4管为1统,3统为1元。1元的年数是:
19年×4×5×4×3=4560年
每80年有一个灾岁,则1元4560年内共有57个灾岁(4560÷80=57)。分为三九(3×9)之厄、二七(2×7)之厄,二五(2×5)之厄,二三(2×3)之厄,共有(3×9)+(2+7)+(2×5)+(2×3)=57个灾岁
阳九、百六的推演方法
《三统历》的80年为周期的“阳九百六”推算法不知使用到什么时候被改变了。最迟在唐代王希明的《太乙金镜式经》已经有了重大变化。
《太乙金镜式经》卷七,《推太岁有阳九之灾法》条说:“阳九灾者若人元之始及元之末,或与太岁冲并于分野,亡国弑君事也。该四千五百六十为一元,四百五十六岁为一阳九也。十三年移一邦,命起寅邦,顺行十二邦,算外即阳九年在也。置演纪上元甲寅岁至今唐开元十二年甲子岁,积得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一年。”在这段话的后面,列出炎帝熙三十五年,到唐开元十二年期间的阳九之年,可见下表:
《太乙金镜式经》“阳九”年代表
|
公元 |
王希明阳九推例的表述 |
阳九实际位置 |
|
|
前3487 |
|||
|
前3031 |
炎帝熙三十五年 |
庚寅入第2“阳九” |
3元、2“阳九”、第1年 |
|
前2575 |
少昊十二年 |
丙寅入第3“阳九” |
3元、3“阳九”、第1年 |
|
前2119 |
夏王相四年 |
壬寅入第4“阳九” |
3元、4“阳九”、第1年 |
|
前1663 |
殷沃丁二十九年 |
戊寅入第5“阳九” |
3元、5“阳九”、第1年 |
|
前1207 |
殷王康丁十三年 |
甲寅入第6“阳九” |
3元、6“阳九”、第1年 |
|
前751 |
周平王宜臼二十年 |
庚寅入第7“阳九” |
3元、7“阳九”、第1年 |
|
前295 |
周赧王延二十年 |
丙寅入第8“阳九” |
3元、8“阳九”、第1年 |
|
162 |
汉桓帝延熹五年 |
壬寅入第9“阳九” |
3元、9“阳九”、第1年 |
|
618 |
隋恭帝义宁二年 |
戊寅入第10阳九” |
3元、10“阳九”、第1年 |
如果把这个表延续下来的话就是这样:
|
公元 |
阳九推例 |
阳九实际位置 |
|
724 |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 |
|
|
1074 |
宋神宗熙宁七年甲寅 |
入第4元、第1“阳九” |
|
1530 |
明世宗嘉靖九年庚寅 |
入第4元、第2“阳九” |
|
1986 |
共和国已成立36周年丙寅 |
入第4元、第3“阳九” |
|
2442 |
共和国已成立492周年壬寅 |
入第4元、第4“阳九” |
从表中可看出,“阳九”之厄的年份,其天干为甲、庚、丙、壬、戊周期性的出现;而地支皆为寅。其“阳九”周期为456年。4560年为1元,是个大元周期。
除了阳九之灾,还有“百六”之灾。
《太乙金镜式经》卷七,《推太乙有百六之厄法》条说:“百六者,太乙之厄,若入元之始及元之末,或与阳九及太岁冲并于分野,其灾为篡弑之祸。置积年法,以二百八十八年为一周,十五周为一元,共计四千三百二十为一元也。二十四年移一邦,命起寅邦,顺行十二年,算外即百六所在也。”
希明在这段文字的下面,例出自炎帝神农3年,至唐太宗贞观十六年的“百六”厄灾之年:
《太乙金镜式经》“百六”表(公差288年)
|
公元 |
王希明百六推例 |
“百六”实际位置 |
|
前3103 |
炎帝神农113年 |
戊寅入第四“百六” |
|
前2815 |
帝喾二十六年 |
丙寅入第五百六 |
|
前2527 |
少昊六十八年 |
甲寅入第六百六 |
|
前2239 |
舜帝五十七年 |
壬寅入第七百六 |
|
前1951 |
夏王不降三十年 |
庚寅入第八百六 |
|
前1663 |
殷王小甲四年 |
戊寅入第九百六 |
|
前1375 |
殷盘庚二十七年 |
丙寅入第十百六 |
|
前1087 |
周成王诵二十九年 |
甲寅入第十一百六 |
|
前799 |
周宣王静二十九年 |
壬寅入第十二百六 |
|
前511 |
周敬王匄九年 |
庚寅入第十三百六 |
|
前223 |
秦始皇二十四年 |
戊寅入第十四百六 |
|
66 |
汉明帝永平九年 |
丙寅入第十五百六 |
|
354 |
东晋永和十年 |
甲寅入第二元第一“百六” |
|
642 |
唐贞观十六年 |
壬寅入第二元第二“百六 |
剪切图如下:
将此表再延伸可见下表:
|
公元 |
百六推例 |
“百六”实际位置 |
|
930 |
后梁明宗长兴元年 |
庚寅入第二元第三“百六” |
|
1218 |
宋宁宗嘉定十一年 |
戊寅入第二元第四“百六” |
|
1506 |
明武宗正德元年 |
丙寅入第二元第五“百六” |
|
1794 |
清乾隆五十九年 |
甲寅入第二元第六“百六” |
|
2082 |
共和国成立132年 |
壬寅入第二元第七“百六” |
剪切图,如下
从此表可看出,“百六”之厄的年份,其天干为甲、壬、庚、戊、丙周期性的出现;而地支皆为寅,就是“命起寅邦,”。其“百六”周期是“二百八十八年”。
王希明在《太乙金镜式经》并未说明“百六”积年数,那就是说“百六”的积年数与“阳九”和积年数是一致的。但“阳九”与“百六”的起算点不同。“阳九”的起算点为618年(隋恭帝义宁二年);“百六”的起算点是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
前面曾求出公元前1年的“百六积年”为12607年,则贞观十六年(642年)的“百六”积年数为:
12607+642=13249年
计算“百六”的方法与计算“阳九”的思路是一样的,只是所取数据不同。“百六”是以“二百八十八年为一周,十五周为一元,共计四千三百二十为一元也”。“阳九”是以4560年为一元,而“百六”则以4320年为一元。
这样就得到贞观十六年的“百六”位置是:
13249÷4320=3…289
这个结果表明,贞观十六年的“百六”正运行在第4元。
289÷288=1…1
这个数字表明,现在正运行在第4元的第2个“百六”的第1年。
式盘推演
太乙积年推算“阳九百六”之灾,是“超长线预测”。人们最需要的是中、短线预测,遇到不能决择的事立即起占,速占速决。为了中、短线的即时起占,数术家又发明了一种以360年为大周期的新方法,这就是“五元六纪”。预测仍然是以太乙积年为“初兆”,对“初兆”进行一推演即得出最终的兆象。
“五元”和“六纪”是对60花甲子进行不同周期认知的结果。“五元”是将60花甲子以12地支为准重复排列6次。见下表:
|
五元 |
子 |
丑 |
寅 |
卯 |
辰 |
似 |
午 |
未 |
申 |
酉 |
戌 |
亥 |
|
|
第
一
元 |
甲子元 |
甲子 |
乙丑 |
丙寅 |
丁卯 |
戊辰 |
己巳 |
庚午 |
辛未 |
壬申 |
癸酉 |
甲戌 |
乙亥 |
|
丙子元 |
丙子 |
丁丑 |
戊寅 |
己卯 |
庚辰 |
辛巳 |
壬午 |
癸未 |
甲申 |
乙酉 |
丙戌 |
丁亥 |
|
|
戊子元 |
戊子 |
己丑 |
庚寅 |
辛卯 |
壬辰 |
癸巳 |
甲午 |
乙未 |
丙申 |
丁酉 |
戊戌 |
己亥 |
|
|
庚子元 |
庚子 |
辛丑 |
壬寅 |
癸卯 |
甲辰 |
乙巳 |
丙午 |
丁未 |
戊申 |
己酉 |
庚戌 |
辛亥 |
|
|
壬子元 |
壬子 |
癸丑 |
甲寅 |
乙卯 |
丙辰 |
丁巳 |
戊午 |
己未 |
庚申 |
辛酉 |
壬戌 |
癸亥 |
|
|
甲子元 |
甲子 |
乙丑 |
丙寅 |
丁卯 |
戊辰 |
己巳 |
庚午 |
辛未 |
壬申 |
癸酉 |
甲戌 |
乙亥 |
剪切图如下: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c84c450102w7qf.html
《卜种起源》 第六十一章 刘歆与上元积年
(2016-04-23 20:39:43)转载▼
标签: 历史 文化史 占卜史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应当从既有的事实出发。——恩格斯
卜术从起卜操作到出现卜兆,都受自然科学的影响,都是在自然科学的通道内完成的。神秘性只介入断卜。从起卜到示兆都是对自然科学的认知。——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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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乙九宫占”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式占,后来又出现了多种式占,其中“太乙神数”、“奇门遁甲”、“大六壬”合称“三式”,其中的“太乙神数”地位显赫,位居“三式”之首。人们大多认为三式是由《周易》发展来的。如有学者认为:“三式均发轫于《周易》,《周易》中的太极阴阳理论及卦爻等是三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刘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在朔旦、冬至出现于夜半子时的情况下,年干支也以回复到历元的年干支丁丑;还要使朔旦、冬至的子时出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稀有天文现象。
解决揲卜、筮卜的起源与演化问题,只要用概率论将考古资料中的“数卦”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相对来看,还是比较简单的;而解决“三式”的起源与演化,就不是数学工具所能胜任,我们不得不钻进故纸堆中做一翻考证。在这方面已经有好多学者付出过艰辛。
首先着重思考“太乙神数”。“太乙神数”又称“太乙数”,在语境中若无歧义的话也可简称“太乙”。如果我们只在“太乙神数”的各种卜书中去探索“三式”起源,可能是个误区。当笔者第一次接触《汉书·律历志》,我惊呆了!原来“太乙神数”中的若干重要数据都出自这里。比如说历法中的“上元积年”,换汤不换药的就成了太乙神数中的“太乙积年”;再比如说《汉书·律历志》的“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在太乙神数中也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
一、我们对“太乙”的探索先从历法开始。
玩过“太乙神数”的人都知道,它的卜兆是由“太乙积年”推导出来的,太乙积年就来自历法中的“上元积年”。“上元积年”又是怎样来的呢?
我国的历法最早可追溯到殷代的“殷历”。殷历的具体情况今天仍然所知不多,只能从甲骨文记载中知道殷历的平年有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或十四个月,甚至还有十五个月的闰年。
天文史家说,我国从春秋后期开始就使用“四分历”。在东汉时期,我国也使用过“四分历”,为了与东汉的四分历相区别,这种“四分历”就称为“古四分历”,也称为“颛顼历”。
“颛顼历”以夏正十月为岁首,闰月置于九月之后,以该年正月初一日刚好立春为节气的计算起点。“颛顼历”出现于文献记录的最早年代为秦献公十九年(前366年)。“颛顼历”一回归年为365又1/4=325.25日;一朔望月为29又499/950=29.52253日,十九年七闰。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十九年七闰”。“回归年”与“朔望月”的长度都是小数。如果规定1年恰好等于12个朔望月的话,则1年的日数为29.52253×12=354.3日,与回归年的长度几乎少了11天。这样一来,原来在冬季过年,10几年后就要在夏天过年了。这是不能容忍的。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天文史家们猜测,可能在春秋时代就发明了添加闰月的办法进行调整。他们在19年中安置了7个闰年,这就是“十九年七闰”法。学者们还说,在欧洲,罗马人从公元前43年采用的儒略历,回归年长度与此相同,但要比我们晚500年。而19年7闰的方法,古希腊的默顿是在公元前433年才发现的,也比我国晚100年左右。这说明,“古四分历”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很先进的历法,也标志着我国的历法在春秋末期已走上成熟。
颛顼历时代尚无“上元”和“上元积年”之说。“颛顼历”一直实行到西汉初年,积年累月的系统误差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对它的怀疑。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元封六年),经司马迁等人提议,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就在当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许多人参与编订了《太初历》。汉武帝当即下令于第二年实行,《史记·历书》写道:“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这是什么意思?:元封六年的十一月甲子日,恰巧是朔旦(初一),又是冬至日,又是“已詹”(日月五星汇聚),是个特大吉日,于是将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丁丑岁,前104年)。
这种全新的历法就是“太初历”。《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又385 / 1539日==365.2502日,一月等于29又43 / 81==29.53086日,比“颛顼历”精密。“太初历”是继“四分历”之后而实行的历法,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从太初元年行用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共行用了188年,也有人说行用了189年,那是“虚岁”,多算了一年。
这种全新的历法就是“太初历”。《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又385 / 1539日==365.2502日,一月等于29又43 / 81==29.53086日,比“颛顼历”精密。“太初历”是继“四分历”之后而实行的历法,也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从太初元年行用到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共行用了188年,也有人说行用了189年,那是“虚岁”,多算了一年。
太初历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使月份与季节配合得更合理;太初历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我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任何历法首先都要规定一个开始起算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历元”。太初历的“历元”就是汉武帝元封六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但是,后来却出现了“上元”。“上元”又是什么?我国历史上编算历法都有历元,所谓的历元是指四甲子朔旦冬至,即夏历的癸亥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合朔交冬至。后来也出现了五星(金木水火土)联珠,七政齐元的说法。采用年月及五星的周期是固定的时间常数来推算天象,根据这一历元下算至某一年所积的年数称为上元积年,用这个积年可以算出当年冬至日的干支和月象及五星在天球上的具体位置。可是每个冬至年、朔望月及五星的周期是在不断地变化中,每年不同,长短不一,利用固定的周期来计算天象必然与实际天象不吻合,因而施行不久也被废止了。 法国欧亚万宝有限公司根据《星历表推算原理》计算,在过去的五万年中,只有公元前21778年12月04日(格里高利历)符合癸亥年甲子朔旦冬至这一条件。这也是上溯的第一个癸亥年甲子朔旦冬至,可以作为上元甲子。
由此,不难理解太乙积年的来历了。太乙积年不是数术家发明的,而是历法学家的研究成果。数术学家用它开发出“太乙神数”预测术。在我国古代,1回归年的长度(日数)称为“岁实”,1朔望月的长度称为“策朔”。制定历法的第一步,就是观测“岁实”与“策朔”的长度。只要有“岁实”与“策朔”这两个基本参数也就够了。可历算家兼数术家们却画蛇添足,提出了更高的制历要求。他们认为,制历应当从更遥远的上古时代的一个更为吉祥的时刻开始,这个起算点就是“上元”。“上元”就是“上古的历元”。
古人认为,历元不正将引起社会动乱。《后汉书·律历志中》: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言:“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为了求得社会稳定,找一个理想的历元就显得十分必要。
“上元”与“历元”虽然都是瞬间时刻,却有本质不同。历元是现实中的某一时刻,而上元却发生在遥远的古代,现在来看,那都是地质年代的事了。上元是历算家推算出来的一个特别吉祥的时刻。谁也不否认在地质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吉祥的天文奇观,可古人算出的吉祥时刻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上元”是个虚拟时刻,始作俑者就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前50?~后23),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前77?~前6)的儿子。受家传的影响,刘歆也成为经学家,而且还是历算学家、数学家,也是个数术大师,他采用“太初历”的基本数据,写出《三统历》和《三统历谱》。这是代表汉代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水准的学术著作。这两部著作虽然失传,却被班固收录在他的《汉书·律历志》中,我们才有幸在今天还能看到《三统历》及《三统历谱》的原貌。
刘歆的“三统历”,其采用的基本数据都来自“太初历”,所以后来也有人把“太初历”称做“三统历”。其实当公元前104年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时,刘歆的父亲还没出世呢!哪时还没有三统历!《宋书·历志》何承天曰:“刘歆三统法尢复疏阔,方于四分,六千余年又益一日。扬雄心惑其说,采为太玄;班固谓之量密,著于汉志;司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有余年。’曾不忆刘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历,几乎不知而妄言欤!”
刘歆为什么追朔上元呢?因为上元是比历元更吉祥的时刻!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的利于建立新王朝,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我国古代历法推算的起算点。古人一般以朔旦(一月之始,即初一)、冬至同在夜半的某一天为历元。如又逢甲子日则更为理想。
刘歆的“上元积年”,以19年为1章,81章为 1统,3统为1元:
1、经过1章(19年)的时间,初一与冬至又在同一天出现。这个原因很简单,由于19年7闰,平均一年为12又7/19个月,故19年有235个月(12×19+7=235),这个数间歆称之为“章月”,顾名思义就是1章(19年)的月数。
按太初历的数据,19年的日数为:
19×365.2502=6939.7538日
235个月的日数为:
235×29.53086=6939.7521
这两者是非常接近的,所以每过19年,初一与冬至又在同一天出现。其实,19年就是朔望月(29又43 / 81日)与回归年(365又385 / 1539日)的最小公倍数的近似数值。
2、经1统81章,朔旦、冬至将出现于同一天的夜半子时,但是,仍然没能有回到历元的甲子日。
刘歆所说的“朔望之会”,就是以135个朔望月为周期的“交食周期”。“交食”是月食和日食的合称,一次交食之后再过135个朔望月,将再次出现与上次情况相近似的交食。最早的交食周期是古巴比伦人首先发现的,叫“沙罗周期”,周期是223个朔望月,约18年零11.3天。即6585.32天(29.530588天×223),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按阳历有5个闰年,那就是18年零10.3天。“沙罗”就是重复的意思。
135个朔望月“朔望之会”,是我国最早的“交食周期”记录,学界称为“三统历周期”。135个朔望月等于3986.6天,约比11年少31天,也就是说每过11年少31天将重复出现前一次的交食。“三统历周期”肯定是在当时已存在的大量交食记录中发现的。不论刘歆是不是发现者,他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个记录者。
《汉书·律历志》3次提到“朔望之会”:头两次的意思差不多:“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朔望之会百三十五。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得朔望之会”。天数是1、3、5、7、9,其和为25;地数是2、4、6、8、10,其和是30。“参”者3也,“参天数”是3个25,即3×25=75;“两”者2也,“两地数” 是2个30,即2×30=60。“参天”“两地”之和等于135。刘歆说朔望之会为135个朔望月就是这么来的。
在我国古代,当需要表明某个数字A具有神秘性时,往往要用少数的几个出自经典的、重要而有来头的基本常数、经过一翻绞尽脑汁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后再得A这个数字,以此表明数字A是神秘有灵的,古人认为这就是一种验证方法。经过这样一翻处理,由科学实践、观察而得出的数字就披上神圣的光环。“朔望之会”就是这样,原本从观察得出的交点周期,经过“参天”“两地”的计算之后,就成为与神明挂钩的神秘数字。
三统历的1章为19年,81章为1统,1统的年数为:
19年×81(章)=1539年
1年为12又7/19朔望月,所以1统的朔望月数是:
12又7/19月×1539(年)=19035月
1统恰有141次朔望之会:
19039朔望月÷135朔望月=141次
既然1统有141个朔望之会,所以交食也存在着以 1统为周期的大循环。刘歆认为,经过1统(1539年)的漫长岁月,朔旦、冬至将出现于同一天的夜半子时,可是仍然没能复回到历元的日干支,即甲子日。不要忘记,历元是汉武帝元封六年的十一月甲子日,那日是朔旦初一,又是冬至。
为了使日干支回到历元甲子,刘歆又想到了黄钟、大吕。必须介绍一下音律的入门知识,方能理解刘歆又说了些什么。十二律的标准器就是12支竹管,各发出一个标准音高,这就是律管。律管不是乐器,是定音器,类似今天的音叉的作用。如将12律由低音到高音依次排列就构成半音阶。12 律由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ì,音亦)、应钟。位于奇数位的6律为阳性,特称“律”;偶数位的为阴,特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律、吕就来自“黄钟”、“大吕”2词中各选出的一个关键字。
十二律吕以黄钟为首。历代黄钟的音高皆有不同(见《大衍在召唤》),导致12律的音高也随之上下。为便于理解,可把黄钟音高与钢琴“中央C”的音高视为相等,则12律与现今音名对应关系,见下表:
黄钟
大吕
太蔟
夹钟
姑洗
仲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C
#C
D
#D
E
F
#F
G
#G
A
#A
B
吹奏竹管的发音高度取决于竹管长度(严格说取决于竹管内的气柱长度,比竹管本身略长)。12支律管的长短肯定不一样。竹管的长度是算出来的!今天音乐使用的是“12平均律”,最古老的音律是“三分损益律”。“三分损、益” 是两种不同的计算的合称:“3分损1”,“3分益1”。
古人规定,一支8.1寸长的竹管,其吹奏时发出的音高度就是“黄钟”律管;将黄钟律管的长度截去1/3(3分损1),还剩2/3,可算出其长度为8.1寸×2/3=5.4寸。这就是“林钟”律管的长度;再将林钟律管加长1/3(3分益1),即为林钟的4/3倍,其长度为5.4寸×4/3=7.2寸。这就是“太簇”律管的长度。就这样,在算出的新律管的基础上,交替“3分损1”,“3分益1”|,可依次得出12支律管的长度。由上一律经三分损益得出下一律,就是“生”。如此得出的12律序列就是“相生”序列,这与按音高排列出的序列截然不同。不再罗列12律的律管长度了,有兴趣的网友可看《史记·律书》。12律的相生序列是: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大吕、夷则、夹钟、无射、仲吕。
这样得出的12律称为“正律”。如不涉及“三分损益”本身,简单的说:比“正律”低8度的律管叫做“倍律”,其管长为原律管长度的两倍;比“正律”高8度的律管称为“半律”,管长为原律管长度的1/2。我只是让读者知道个大概意思,在古代还是要用“三分损益”法来计算的,叫起真来的话,将出现诸多矛盾。
我还要说明一点,《汉书·律历志》说“律长九寸”,而不是8.1寸。学界对此也有争议,这个问题对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也不参与这个问题了。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分损益方法不但可计算“管”律,也可计算“弦”律,并且不论管或弦的初始长度是多少,都是适用的。
了解这些音律学的ABC,现在可以进一步说明刘歆如何对上元的进一步计算了。三统就是天统、地统、人统,它们是由十二律延伸出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是“正律”了。在12个“正律”中有3个地位显赫的特殊正律:黄钟为“天正”律;黄钟生林钟,林钟为“地正”律;林钟生太簇,太簇为“人正”律。天、地、人3个“正律”分别对应日、月、斗“三辰”。斗在天地之中,人也在天地之间,所以斗与人对应。
“三辰”又分别对应人间的“三统”,《三统历》云:“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这就是“三统历”之所以称之为“三统历”的原因。
刘歆说,3统为一元。1统为1539年,则一元的年数为:
1元=1539年×3(统)=4617年=57105月
刘歆把4617年这个周期称之为“三辰之会”。这就是说,林钟、太簇的“三正”,日月斗的“三辰”,天地人“三统”都是相互感应,并且都以4617年为大循环周期。
刘歆把宇宙间的一切事项都视为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观点是难能可贵的,符合辩证思维。可在我们看来,刘歆所说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不是有机的,而是无机联系。对数术来说,万事万物间的无机联系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项联系到一起,哪里还能有后兆、前兆、占卜术?又哪来的崇拜、巫术、禁忌、割礼、文身和成年礼?宗教的起源、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开始,而这正是从无机联系开始的。想知详情可见《巫种起源》。
经过1元3统,4617年的漫长岁月,不但朔旦、冬至复现于同一天的夜半子时,而且也回到甲子日。可此时的年干支仍未回到汉武帝元年的历元干支丁丑。刘歆又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但要在朔旦、冬至出现于夜半子时的情况下,年干支也以回复到历元的年干支丁丑;还要使朔旦、冬至的子时出现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稀有天文现象。五星联珠,是指水、金、木、火、土5颗行星在天空中排列成一条线,就像5颗珍珠串成一串。日月合壁,是把太阳和月亮也算在内,使日、月与五星这7个天体都位于星空中的一块小局部空间。
以五星各自的运行周期、和各自现行位置距理想起点的差距来推算上元积年,是一个整数论上的1次同余式问题。上元积年的计算,需要满足11个条件,每一个条件都要列出1个同余式,这就要求解一个庞大的同余式组。朔旦、冬至、子时、年干支同时发生,这是4个条件;再加上日、月、五星这7个天体联成一线,又多了7个条件,共是11个条件(实际上还不止这些)。这就需要列出11个联立的1次同余式组,求解同余式组在我国古代叫“大衍术”,或“大衍求一术”。 南宋时的大数学家秦九韶(1208年-1261年)在同余式的研究上获得辉煌成果扬名海外,被誉为“中国剩余定理”。秦九韶选用最简单的“四分历”数据,试图用1次同余式求解四分历上元积年,结果呢?错得一榻糊涂。
显然,对这个上元积年的常理计算已远远超出刘歆的数学水准。但刘歆自有刘韶的解释,他是从易学基本常数推导的。下面我直接引用《三统历》(见《汉书·律历志》)的原文,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三微而成著(1微×3=1著),三著而成象(3著×3=1象。9为黄钟之长),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2象×18(变)=1卦),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4营×18=72),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3三统×3+4时×2=72)。参之则得“乾”之策(72×3=216策),两之则得“坤”之策(72×2=144策)。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72×9=648);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72×6=432),凡一千八十(648+432=1080),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为八千六百四十(1080×8=8640),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为六万九千一百二十(8640×8=69120。与所得黄钟、林钟、太簇之实等同?),天地(之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69120×2=138240。即为五星会终之数),然后大成。五星会终。触类而长之,以乘章岁,为二百六十二万六千五百六十(138240×19=2626560),而与日月会。三会为七百八十七万九千六百八十(2626560×3=7879680),而与三统会。三统二千三百六十三万九千四十(7879680×3=23639040年。三辰五星之会),而复于太极上元。
3个“微小”积累为“显著”,3个“著”就成为八卦中的“象”。从这个基本数据又进一步得出易学的其它数据。最后得出五星的会合周期是138240年,这是“五星会”;六万九千一百二十(8640×8=69120),天地(之数)再之,为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69120×2=138240),这是“五星会”周期,即水、金、木、火、土5颗行星的会合周期。如从某一次五星联珠为开始,经过138240年将再次出现五星联珠。
五星会周期乘章数,得2626560年,这是五星与日、月7个天体的共同会合周期,即“与日月会”周期;“与日月会”周期的3倍就是“三统会”的周期,为7879680年;“三统会”周期的3倍是23639040年,这就是“三辰五星之会”的周期。经“三辰五星之会”,再次回到“太极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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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种起源》第四十七章 初本《易经》(最早的易经)
(2015-11-15 22: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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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索的结论, 永远在探索者的“认知射程”之内。——笔者
科学研究的最大危险是,人们在自以为是的基础上试图解释一切。——麦克·林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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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末代君主周幽王姬宫涅,为了博得进宫来从未笑过的宠妃褒姒的开颜一笑,不顾国家安危,开了个至今还家喻户晓的“狼来了”的特大“国际玩笑”——烽火戏诸侯,最终导至公元前771年当申侯联合缯和犬戎进攻镐京时,烽火台燃起的狼烟报警信息失效,诸侯坐视不救,致使幽王束手待毙,被杀于骊山脚下,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幽王的儿子周平王姬宜臼东迁雒邑(河南洛阳),正式拉开了东周史的帷幕。
60多年后,文献中首例用《易》演卦的事在《左传》中作了交待。《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是对孔子的《春秋》所做的补充说明。《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这件事记录在鲁庄公二十二年(前672)。说的是陈国(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的公子陈完在这一年逃奔齐国,齐桓公封他做了主管百工的“工正”。
陈完是陈历公(前706~前700在位)的小儿子,《左传·鲁庄公二十二年》(13J下1775)记录上述事件后,接着又追述了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迂‘观110000’之‘否111000’……”(1表示阳爻“-”,0表示阴爻“‥”。右为下爻、左为上爻)
敬仲就是陈完,在其年少时,曾有周太史为其筮卜,得出此卦。周太史还根据这个卦卜测说,陈完的后代将拥有陈国而外的另外一个国家,而且是个姜姓国。周史这次以《易》卜测,果然“算”对了。陈完的儿子改姓了,他不再姓陈,而改为田姓。三百多年后,陈氏后代在公元前379年最终代替了姜姓的齐国,但国名未动,仍称齐国,史称“田齐”。
据研究,后世所说的《易经》、《周易》,在先秦时代只称《易》,《周易》的“周”字是后人加上去的。若果真如此,《周易》的周字可能就是周朝之义,即是说《易》是周代的筮书。但《左传》就是先秦时代的典籍,可《左传》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为什么这里称《周易》而不称《易》?是不是在战国时代就有《周易》之名。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秦汉学者修改的结果。
《左传》并未说明“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的事发生在那一年,也没有说明陈完生在那一年,但从“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这句话来看,陈历公继位之后敬仲才出生。陈历公是前706年继位,前700年被杀,在位七年。取中间值是公元前703年,我们就以这一年假定为“周史有以《易》见陈侯”的年份,这时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只有67年。
如此看来,文献第一次记录《周易》与东周的建立并不遥远。这个事实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周平王东迁之后,为了刷新政治,就开始了《周易》的建设工作。很可能筮法的变动是需要王室批准的大事,就像的改变历法一样。《周易》就产生于雒邑的王城,因此在不到70年之后,就发生了“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的事。这种“新玩意”就连一国之君的陈历公也从未听到过,所以“陈侯使筮之”,当即要他为新生的儿子陈完卜测一番。许多人说,《周易》早已有之,什么“文王重卦”、“周公系辞”。也有学者考证《周易》是西周的作品。我就纳了闷了,既然西周初出现了《周易》为什么过了200多年,到了东周初年,连一国之君的陈厉公怎么就没听说过!
周史用《周易》为陈侯卜测的事情发生160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与《易》的关的事情。《左传》昭公二年(前540年)载:“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所以王也。’”从韩宣子见到的包括《易》在内的这几部书所发出的赞叹声,可知那时的《易》还远未普及,只有少数与周天子关系密切的诸侯国才拥有一部《易》。由此联想到商代的《连山》和西周的《归藏》更为稀有,充其量各自也不过数十部而已。
《易》是春秋初期出现的,那时《易》在诸侯国里还并不普及,这也是有考古资料为证的。西周的数卦表明那时只有《连山》和《归藏》。最古老的《易》学术称之为“初本《周易》”;以《易》为筮书的筮卜就特称“易卜”,其起卜操作就称为“易筮”。
《易》是春秋初期出现的,那时的《易》尚未普及,陈国就没有么。这也是有考古资料为证的,西周时期的数卦表明,那时只有《连山》和《归藏》。最古老的《易》在学术界称之为“初本《周易》”,其实应当称为“初本《易》”,或“初本《易经》”。今天所说的《周易》包括《易经》、《易传》两部分。《易经》由卜辞构成;《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初本《易经》是否也有《易传》,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以《易》为筮书的筮卜特称“易卜”,“易卜”的起卜操作就称为“易筮”。
春秋时代的《易》是怎样编排的?其卜兆是怎样认定的?断卜规则又是如何确定的?回答这个问题远比回答与《连山》和《归藏》有关的此类问题更加困难,因为《连山》和《归藏》有数卦的考古资料为依据,可至今也没有发现春秋时代数卦。我也常问过自己,为什么发现了殷、西周时期的数卦,而年代比它们更近的春秋数卦反倒一无出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
这可能与人们对数卦的信仰与崇拜程度的降低有关。数卦从更大的生活层面缩小到只是一种预测结果,只是预测的工具与手段,它的吉卦也不再是吉祥的象征,人们也不再将数卦铭刻在铜器上,所以在春秋时代的铭器上就看不到数卦了。这只是我的猜想。
介于西周张家坡数卦和战国天星观数卦之间的《初本周易》和春秋筮法形态是怎样的?这在考古资料中是一个缺环。在笔者的早期探索中,曾认为春秋数卦既带有《归藏 Ⅲ》的原始特征,又带有天星观数卦的进步特征,可用春秋筮卜前后的进化链来把脉春秋筮卜这个缺环。
读者切莫要相信某些作者的易学著作,想当然的认为春秋易卦是由阴爻“‥”、阳爻“-”构成的。我们必须及早离开这个误区。有人说,《左传》提到的易卦就是六爻卦。其实今天出版的《左传》,有的还采用简化字呢!您不会认为左丘明早在战国时代就开始使用简化字吧!考古资料确证,今天的阴阳爻画是在西汉时代定型的,正是在阴阳爻出现之后,才把《左传》中的“数字爻”改为“阴阳爻”卦的。出土之战国时期的天星观数卦准确无误的传达了这个信息。我们将沿着历史的脚步娓娓细说不迟。
西周中期、后期使用的是张家坡筮法。张家坡数卦在起卜时可得到从营数一开始连续递增到营数八的8个连续数字,然后再按归并规则进行归并,遂构成4元营数的张家坡六数卦,其4元营数是一、五、六、八。我们知道,凤雏六数卦的筮书是《归藏Ⅰ》。正是由于调整营数的概率分布,使其更加均衡,才出现了以《归藏Ⅱ》为筮书的张家坡筮法。《归藏Ⅰ》。和《归藏Ⅱ》都是4096卦。这两种筮法都是将卜事与卦辞挂靠,进行断卜预测。这种断卜方式,吉凶层次少,卜测结果不够细致,因此人们开始对4元六数进行断卜方面的改进。方法是“卦辞”只确定卜事的吉凶好坏,而“数辞”只是对六数卦营数的相对比较,找出其异同以确定更加精细的卜测结果。
正是在对营数进行卜兆的挖掘中,他们把张家坡六数卦拆分为两种三数卦,在两个上、下两个三数卦中比较营数的异同,以得到更精细的卜测结果。这就是张家坡三数卦。三数卦有43=64卦。64卦的出现,使我们眼前一亮,三数卦有64卦,六爻卦也是64卦,这两者是不是有必然联系。回答是肯定的。
在我看来,六数卦被拆分为两个三数卦,导致筮书《归藏Ⅲ》的出现。可我总是认为,三数卦的筮书可能自古有之。周初凤雏数卦就有三数卦“六六七”,难道能没有筮书吗?一个合理的猜测就是,那时的凤雏三数卦的筮书只有只有64卦的卦辞,共64条,此外没有营数辞。营数辞是在张家坡筮法时代出现的,营数辞的出现意味着《归藏Ⅲ》的正式出台。其实这是《易经》面世而迈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人们常说,易有三义:不易,变易,容易(简易)。在我看来,《易》就是简易、容易的“易”。“易”本来也是变的一种,只是变得更容易了,而不是变难、变复杂了。从筮卜的发展史中不难了解这一点,按我们的计算,从8万言的《连山》发展到21000言的《归藏Ⅰ、Ⅱ》,而《归藏Ⅲ》只有4300言。从筮书上看,《归藏Ⅲ》已经简单多了,但它的筮法并未改变,仍然使用张家坡筮法。
人们常说,易有三义:不易,变易,容易(简易)。在我看来,《易》就是容易、简易的“易”,再无别义。易、也是“变”的一种表现,只是变得更容易了,而不是变得更难、更复杂了。从筮卜的发展史中不难了解这一点,按我们的计算,从8万言的《连山》发展到21000言的《归藏Ⅰ、Ⅱ》,而《归藏Ⅲ》只有4300言。从筮书的字数来看,《归藏Ⅲ》的字数只是《连山》的18.6分之1,是《归藏Ⅰ》、《归藏Ⅱ》的4.9分之1,够简单的了。但它的筮法并未改变,仍然使用张家坡筮法。
筮法的简化是个纠结,从四盘磨筮法经过小屯筮法、齐家筮法、凤雏筮法到张家坡筮法,都以调整营数分布的均衡为目的,在这方面已经没有什么文章可作了。可我们现在知道,后世的易卜用大衍筮法起卜,发展到大衍筮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好多环节才发展到大衍筮法,春秋早期肯定经过了一次重大的筮法改革,但我们不知道其具体内容。战国时代的天星观筮法我我们提供了线索,经复原计算的结果表明,天星观筮法是一种3变筮法。虽然没有考古资料的支撑,可我坚信,《初本易经》的面世,是以3变筮法的取代7变筮法为标志的。笔者在《大衍在召唤》中曾写道:“一旦产生了3变筮法,应当就是原始的易筮了。”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3变筮法的产生必将引起数卦的结构变化。
什么是3变筮法我们知道,
六数卦筮法、也就是《连山》、《归藏》起卜时所得营数都是从一开始的连续整数。其中,四盘磨筮法、凤雏筮法、张家坡筮法营数止于八,是7变筮法;小屯筮法、齐家筮法营数止于九,属于8变筮法。但是,减少操作变数,选取适当初策,也可以不从营数一开始,而得到任一整数开始得到几个连续的整数。这样一来就把从营数一开始的较小营数给截掉了。比如,以43、44、45为初策,经3变之后可得到营数五、六、七、八,这就把从营数一到营数四的较小营数截掉了;而以47、48、49为初策,3变之后就得到营数六、七、八、九。我们说,如果在筮卜中,如果采用3变的方法起卜就是3变筮法。众所周知的大衍筮法就是一种3变筮法。
在3变筮法中,可得4个营数,而2变可得3个营数,一变可得2个营数。一般来说,N变可得N+1个营数。这是因为第一变可得2种挂扐和,每增加一变就增加一个挂扐和,而挂扐和确定相同数目的过揲和,也确定同数目的营数。因此如要得到商周筮法的从一至八的8个初始营数,筮法必须7变才行;而要得到齐家筮法从一到九的9个初始营数,就必须8变。可在商周筮法中明明没有营数二、三、四,为什么还要假定营数是连续的从一至八呢?
我并不认为3变筮法是春秋时代卜师们的发明。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算盘,人们使用筹算,他们必然有许多熟练筹算的方法,很可能类似筮卜的一些操作都是熟练筹算的游艺项目。任何一种卜术都是“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从社会实践中来,再回到占卜生活中去!占卜也是一种社会生活,一种社会实践!
在我看来,3变筮法面世的阻力不是来自揲筮技术方面,而是来自思想方面、来自人们对营数一神秘性的认识。“一者,数之始”,这是古人对数字的认知。营数中没有营数一,断卜还可信吗,还灵验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7变筮法营数止于八的情况下,营数一的初始概率是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分之一;而在8变筮法营数止于九的情况下,营数一出现的初始概率是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分之一。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在一位专业卜师一生的卜筮生涯中,不知是否能碰到一次,为什么还要相方设法地保留?我们正在探索一个在古代哲学史、思想史上还无人提及的颇有意义的新问题。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营数作为筮法的结果更是如此。我们虽然拿不出证据,可我们确信按当时的观念,营数集合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离,缺一不可,尤其是营数一,它就是数字的头头。一个没有“头”的营数集合将破坏其神秘性,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使我们想起,当电影第一次闯入世间,面对第一批观众,当没有身子,而只有两条腿走路的特写镜头出现时,观众是如何大惑不解而得到联想。非常可惜,今天的影视观众已经体验不到了。但我们都曾经历过这一阶段,只因那里我们尚在襁褓之中还在吸吮着母亲的乳汁,早已忘记罢了。是否有心理学家证明,当幼儿正在学习数数时,他们都认为“1”是数字的头,而其余都是很长很长的“数身”和“数尾”。这可能不是天房夜谭!
既然营数一出现的概率极小,又必须保留,那就只好调动其它营数加入到“1”的行列,而不是把难得一见的营数一归并到其它营数里。可见筮法从一开始就和营数出现频率打交道。三归一改善了营数一的概率,从而使营数一的概率增大到百分之一以上。不过这一概率仍然很小,所以在四盘磨数卦中没有出现营数一。许多研究者认为,四盘磨数卦没有营数一,我敢断定,这是个偏误。营数一之所以在考古资料中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四盘磨数卦中的营数一出现概率太小。在120个营数中才能有出现一个营数一的可能。
放弃营数一,是一场思想危机。营数一的神秘性经过西周两个半世纪的衰减,人们认为对待营数一不必过于认真,完全可以其它奇营数代替它。在战国时代的天星观数卦就把营数七写作一。营数一的神秘性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保留着。问题是春秋易卦的营数构成是怎样的,因为至今尚未出土春秋时代的易卦。在我看来,那时的易卦应当延续张家坡数卦的特征,似乎应当是营数止于八,营数构成是五、六、七、八。果如是的话,营数五应当写做营数一。这个猜测是笔者复原天星观数卦之后提出的,详见后述。
捨弃营数一,是一场思想危机。营数一的神秘性经过西周两个半世纪的衰减,人们认为对待营数一不必过于认真,完全可以其它奇营数代替它。在战国时代的天星观数卦就把营数七写作一。营数一的神秘性以改头换面的方式继续保留着。问题是春秋易卦的营数构成是怎样的,因为至今尚未出土春秋时代的易卦。在我看来,那时的易卦应当延续张家坡数卦的特征,似乎应当是营数止于八,营数构成是五、六、七、八。果如是的话,营数五应当写做营数一。这个猜测是笔者复原天星观数卦之后提出的,详见后述。
《初本周易》的编排及断卜
形成卜术还必须“认定卜兆”和制订“断卜规则”,这就需要在操作结果中发现具有明显可辨认的卜兆特征,易卜如此,龟卜也如此,一切卜种都是这样。如果能在筹算结果中发现卜兆,就完成了“认定卜兆”工作,然后根据卜兆制订断卜规则,而筮书,就是断卜规则的记录。
众所周知,今本《易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30卦,《下经》有34卦;《帛书易经》也分为“上经”、“下经”,“上经”8宫,下经也是8宫。众所不周知的是,从《易经》的结构上看,把完整的64卦无缘由地割裂为上、下两经,是毫无道理的。《易经》分为上、下经也必然是有来头的。这似乎在暗示,历史上存在过一个合情合理地、顺理成章地把《易经》分为上、下两经的时代。初本《易经》就是这样!而且这也来自《归藏Ⅲ》,上一章作出推测,《归藏Ⅲ》也把上三数卦、下三数卦两套卜辞,分属于《上经》、《下经》。果如是的话,初本《周易》也延续了这种编制,为《上经》和《下经》。上、下经各有一套卜辞,起卜时得到2个六数卦,上卦查《上经》的卜辞,下卦查《下经》的卜辞,以此断卜。
前一章就曾思考过《归藏Ⅲ》、帛书《周易》、今本《周易》的字数及每条卜辞的平均字数,我们得到的结果可列出下表:
《归藏Ⅲ》 4300字 512条 8.40字/条
初本《易经》 ? ?
帛书《易经》 4934字 450条 10.96字/条
初本《易经》 5016字 450条 11.15字/条
从此表中可推测,初本《易经》的字数和卜辞平均字数应当在《归藏Ⅲ》、帛书《易经》的相关数据之章,还要向《归藏Ⅲ》的方向倾钭。非常可能,初本《周易》只是《归藏Ⅲ》重订本,只是对《归藏Ⅲ》的个别卜辞地修正、替换和补充,而不是推翻重来,重新写一部筮书。
从此表中可推测,初本《易经》的字数和卜辞平均字数应当在《归藏Ⅲ》、帛书《易经》的相关数据之章,还要向《归藏Ⅲ》的方向倾钭。非常可能,初本《周易》只是《归藏Ⅲ》重订本,只是对《归藏Ⅲ》的个别卜辞地修正、替换、补充和移位,而不是推翻重来,重新写一部筮书。因此,初本《易经》与《归藏Ⅲ》在卜辞内容上并无太太的不同。问题就在于,初本《易经》需要重新编排。
此前说过,《归藏Ⅲ》是三数卦,每个三数卦有1条卦辞,3条营数词,每个三数卦有卜辞4条;三数卦共有64个,卜辞256条。但上三数卦与下三数卦各用一套卜辞,即上三数卦用《上经》,下三数卦用《下经》,所以《归藏Ⅲ》共有卜辞512条。
如果用战国时代的天星观数卦来理解初本《周易》的话,初本《周易》一定是这样编排的。64卦的每一卦都有1条卦辞和6条营数辞,共7条卜辞,全部64卦共有卜辞448条。这比《归藏Ⅲ》的512条卜辞少了64条。首先需要挑选出64条需要淘汰的卜辞,删除掉,然后再把剩下的卜辞进行修饰、加工,也可能还要创造新的卜辞替换原有的卜辞。
如果用战国时代的天星观数卦来理解初本《周易》的话,初本《周易》一定是这样编排的。64卦的每一卦都有1条卦辞和6条营数辞,共7条卜辞,全部64卦共有卜辞448条。这比《归藏Ⅲ》的512条卜辞少了64条。首先需要挑选出64条需要淘汰的卜辞,删除掉,然后再把剩下的卜辞进行修饰、加工,也可能还要创造新的卜辞替换原有的卜辞。这就是初本《易经》。
今本《易经》的阴、阳爻都有称呼,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为什么‥、-爻都有一个数字的称谓?令人大惑不解!古人都是用阴阳来解释的。九为老阳、六老阴如何如何,今人也加以随和。对此,我们就不多说。
读者心中可能都会猜测到,爻称是来自数字卦的营数,人们自然而然的以营数来称呼它。营数是什么,就念什么。多简单的事!只是到了东汉之后,爻画代替了数字,九、六之称还保留着,但是,人们已经不知道它来自真实的数字——营数了,所以后人就做出了种种猜测,并且给了它“爻称”这样一个名子。
我们曾猜测,初本《易经》筮法的营数构成是五、六、七、八。如果此说不谬,那时人们是以“五”和“八”来称呼的。此前说过,初本《易经》是“奇偶数卦”,用最小的营数五称谓奇营数,最大的营数八称谓偶营数,就包容了营数的大小范围。如果用六、七称呼的话,就不能概括最大和最小营数的范围。如果这个猜测错了,它的营数构成是六、七、八、九,其偶营数称六,奇营数称九,战国时代的天星观筮法就是这样。显然,发展到爻画时代,九、六就成为爻称。久而久之,爻称的来源也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本章结束——
《卜种起源》 第五十七章 后世民间揲卜
(2016-03-12 14: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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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是指知识地创造。——佚名
以当代的认识水准去“批改”数千前、甚至上万年前古人的“答卷”,那是思想上的堕落!包括后兆、前兆、占术、卜术在内的征兆现象,是祖先所打造的一座精神文化丰碑,它出现的巨大意义,我们今天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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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周易》艰涩难懂,断卜又富于变化,决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平民百姓更是望尘莫及。用大衍筮法起卦的易卜只能在上层社会中流传,或由专业卜师们为社会服务。下层民众也使用较为简单的揲卜,此类揲卜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同。
揲卜可能从揲二卜开始就出现演化分叉,其中一支揲二卜演进为揲四卜,后来发展成为“殷四数卦”、“殷六数卦”。它经历了《三坟》、《五典》,《归藏》、《连山》、《周易》的漫漫征途。另一支则是流行于社会下层简易揲卜,它们有揲二、揲三、揲四等,形式多样,在古文献中也有据可查。
学者们注意到古文献中的“枚卜”,又称“枚占”、“枚筮”。它们究竟是什么呢?
著名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儒学泰斗庞朴(1928~2015)教授认为,“解放前南方许多省份,犹以竹块二枚,掷地视其向背以定吉凶者,殆枚卜之孑遗欤?盖竹块取自竹干,故可名为‘枚’也”。都是占卜法的一种,其法失传待考。(参阅庞朴《枚卜新考》)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游国恩(1899~1978)教授也认为,“茅是一种灵草,筳是竹栖茭。结草系判竹掷地,视其俯仰,以卜吉凶,本是楚国民间的风俗。” 许多研究者也都支持这一观点。果如庞、游两位教授所说,枚卜就是我们此后将要思考的杯珓卜。
也有研究者认为,枚卜就是“一一卜测”或“选定枚卜”的意思,即“历卜”(泛卜)或“选卜”。他们认为枚卜与枚占、枚筮一样,都指的是同一种卜术。但是,许多文献资料都表明,枚与卜、枚与筮明为二物。
研究者认为,枚卜有“历卜”、即一一卜测的意思。据《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将让位于禹,禹谦辞,请求将有功之臣,一一卜测,唯吉是从。舜说:先作出判断,再让负责占卜的官员卜测。我志已定,已作过过龟卜,就你合适。《大禹谟》是这样写的:“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僉同,鬼神其异,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在这里,先讲枚卜,后谈龟筮,可见枚卜与龟卜筮卜并不等同。唐·孔颖达解释说:“枚,谓历卜之,而从其吉。”即将所有高官,逐一进行龟卜,看哪一个符合天意。应指出,《大禹谟》在今文《尚书》中是没有的,学者们指出是伪作。文中提到“命于元龟”,考古资料证明,龟卜在大禹时代还没有出现,因此这条记载并不可靠。但从文句所见,确是将高官“逐一枚卜”的意思。
晋张华《博物志·杂论》:“昔舜筮登天为神,枚占有黄。龙神曰:‘不吉。’武王伐殷而枚占耆老,耆老曰:‘吉。’桀筮伐唐,而枚占荧惑曰:‘不吉。’昔鲧筮注洪水,而枚占大明,曰:‘不吉,有初无后。’”张华描述了4次枚卜,其中3例枚卜与筮卜都是分别列出,可见枚卜与筮卜是指不同的事物。在帝舜时代,没有筮卜;在夏桀时代,“桀筮伐唐”如果有其事的话,桀所用的也只能用揲二卜。
再一种解释是,枚卜是“选卜”、即“选定枚卜”。《左传·哀公十七年》(前478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王(楚惠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沈尹朱曰:‘吉,过于其志。’叶公曰:‘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他日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十三经注疏》下,2179页)杜预注:“不斥言所卜以令龟。” 枚卜可用龟卜,也可用筮卜。看来枚卜官员,上级先选定某人,再用龟卜确认是否符合天意。
“逐一枚卜”与“选定枚卜”并不矛盾,可以看作是发展的结果。逐一枚卜是从所有高官中用筮卜或龟卜进行筛选,看哪一个符合天意;而选定枚卜是预先选定一个自认为符合条件者,再进行卜测,以确定选定的人是否符合天意,如果不符合,就再选定一个人,再次卜测。选定枚卜虽然也有一一卜测的意思,但提出人选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进步。由此看来,官员的任命,已从全凭天意发展到个人认知因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枚卜将退出历史舞台。
筳篿 结草 折竹
屈原(前340?~前278?)在其千古绝唱《离骚》中提到楚地的一个卜种:“索藑茅以筳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意思是说:寻找“藑茅”用作“筳篿”的卜具,让大卜师灵氛为我起卜预测!
“藑茅”还好解释,那是传说中名贵的芳草,是卜具。“筳篿”测是个卜种,问题就在于筳篿是如何起卜的。古往今来的学者们曾作出种种猜测。
“筳”是细竹枝,西汉怪才东方朔(前154~前93)也是一位辞赋作家,他在《答客难》中写过这样的句子:“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筳撞锺。”头两句被后人引伸为一个成语,“管窥蠡测”。“以筳撞锺”是说用细竹枝敲钟,意思是敲不出洪亮的声音。有人猜测,筳篿是用灵草编结在断竹枝上作卜具,流行于楚越一带。(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释为“取藑茅与竹筳,请灵氛为我卜”)这是在说,“藑茅”和“筳”都是卜具,“篿”则是个卜种。果如是的话,“索藑茅、以筳篿兮”这句话,屈原就应当写成这样:“索藑茅筳、以篿兮”。究竟是屈原写错了,还是当今作者出现了偏误?
什么是筳篿?东汉的文学家王逸(安帝、顺帝时为官)的《楚辞章句》是最早为《楚辞》作注释的著作。他写道:“藑茅,灵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王逸是南郡宜城人,即今湖北宜城人,也是楚人。这说明,至少在王逸所处的时代,就有“结草折竹”的卜种,可惜他没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个人看来,根据王逸的诠释,“结草”和“折竹”应是两个卜种。“筳”是小折竹,“篿”是结草。小折竹就类似老挝克耶族的折蔑卜,是一种揲二卜:把一根竹蔑依次随机掐断,然后揲二,成单为凶,成双为吉。“篿”是应当是以草为集合卜具的卜种:两端打结,类似于水族的末草卜,或吴楚之地的九姑课一类的以拓扑花样为卜兆的卜种。
“筳篿”既然是两个卜种,那么“命灵氛为余占之”,究竟灵氛用哪个卜种卜测?可能“筳篿”合用,只是卜测的意思,“索藑茅以筳篿兮”只是采集灵验的植物性卜具用以卜测,并不限定卜具、卜种,只是一种文学艺术的表达;也可能“筳卜”、“篿卜”由灵氛任选其一,也可能双管齐下。
什么是筳篿?东汉的文学家王逸(安帝、顺帝时为官)的《楚辞章句》是最早为《楚辞》作注释的著作,其中也对小折竹作了最早的解释。他写道:“藑茅,灵草也;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篿。”王逸是南郡宜城人,即今湖北宜城人,也是楚人。这说明,至少在王逸所处的时代,就有“结草折竹”的卜种,可惜他没作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个人看来,根据王逸的诠释,“结草”和“折竹”应是两个卜种。“筳”是小折竹,“篿”是结草。小折竹就类似老挝克耶族的折蔑卜,是一种揲二卜:把一根竹蔑依次随机掐断,然后揲二,成单为凶,成双为吉。“篿”是应当是以草为集合卜具的卜种:两端打结,类似于水族的末草卜,或吴楚之地的九姑课一类的以拓扑花样为卜兆的卜种。
“筳篿”既然是两个卜种,那么“命灵氛为余占之”,究竟灵氛用哪个卜种卜测?可能“筳篿”合用,只是卜测的意思,“索藑茅以筳篿兮”只是采集灵验的植物性卜具用以卜测,并不限定卜具、卜种,只是一种文学艺术的表达;也可能“筳卜”、“篿卜”由灵氛任选其一,也可能双管齐下。
南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录了湖南、湖北地区岁时活动,其载:社日,“掷教于神,以占来岁丰俭,或折竹以卜”。这里所说的“折竹以卜”与王逸所说的“小折竹”应当是一脉相承的。《荆楚岁时记》另一条中也提到“折竹”:“社祭时折竹以卜,以占来岁丰俭。”宗懔所说的“掷教于神”,“教”(又称筊)是一种由两枚具有正反两面的物体组成的集合卜具,容当后述。
傈僳族还有一种复杂的揲二卜叫“撒珊珊”。
在我国的民族资料中还可以找到分三束的揲二卜,它是在揲二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分二束揲卜的民俗资料。这种分三束的揲二卜这就是傈僳族的的竹签卜“撒珊珊”,或称“竹年卦”,一般都是在遇凶或染病时使用。“卜时将二十七根竹签随意分作三股。一股称‘格娃’,代表求卜者本人,一股称‘尼马’,代表中间,一股称‘尼划’,代表被问卜的神灵。以二为数,递次数各股竹签之数,将每股最后不足二根之独签或最后二根合在一起,又随意分为三股,如前再数每股竹签。如是者三,最后以‘格娃’、‘尼马’、‘尼划’各股竹签之根数来解释何鬼作祟,应如何祭祀。旧时傈僳族流行。”(见《中国民俗辞典》390)。
这个资料里有个误会,“将每股最后不足二根之独签或最后二根合在一起,又随意分为三股”,这是将揲余策分为3束。每股的揲余束或1或2,3股策的揲余和最多也只有6策,再把它分为3束,必然丧失分束的随机性,还要“如是者三”,必然是无策可揲。实际情况只能是把揲余策搁置一旁,而将过揲策再分为3束,这样才有足够的竹签可揲。
撒珊珊虽然以先进的过揲策为卜兆,但他仍然属于较原始的卜种,这主要表现在它的断卜是确定何鬼作祟。撒珊珊用于患病或遇凶事,患病是最原始的卜事,遇凶则是后来扩展出来的卜事。撒珊珊的断卜是断定何鬼做祟,这就确定了应祭祀的对象,以此免灾降福。这就是说,撒珊珊的断卜是与禳解措施挂钩的,祭鬼之后,就可病愈,若仍不好,一定是祭错了鬼,这是个非常原始的特征。撒珊珊的是在揲二基础上、以过揲策为卜兆的卜种,这说明它也是过揲兆目的原始卜种。
撒珊珊是怎样发生的?如果回想前面曾考虑过的另外两个傈僳族更原始的卜种,即“尼鸟”和“勒土”也许我们将会有新的发现。“尼鸟”和“勒土”的断卜也与鬼挂钩,以便确定祭祀何鬼,这是它的原始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它与“尼鸟”、“勒土”一脉相承。在这2个卜种流行时,可能傈僳族已经有了揲二卜。揲二卜是由东夷人发明的,后来逐渐传播到大西南,不清楚傈僳族是什么时候吸收揲卜的。以揲余策为卜兆的揲二卜只有两个卜兆,对应吉、凶两种后果,如果用来确定祭祀何种鬼的话,只能对应两个鬼,这显然是不够的,估计那时还不可能出现用揲二卜“找鬼”以祭鬼禳解的事,只用以卜测吉凶。非常可能,这正是傈僳族的先民把揲余策发展为过揲策的动力。
撒珊珊是怎样发生的?如果回想前面曾考虑过的另外两个傈僳族更原始的卜种,即“尼鸟”和“勒土”也许我们将会有新的发现。“尼鸟”和“勒土”的断卜也与鬼挂钩,以便确定祭祀何鬼,这是它的原始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它与“尼鸟”、“勒土”一脉相承。在这2个卜种流行时,可能傈僳族已经有了揲二卜。揲二卜是由东夷人发明的,后来逐渐传播到大西南,不清楚傈僳族是什么时候吸收揲卜的。以揲余策为卜兆的揲二卜只有两个卜兆,对应吉、凶两种后果,如果用来确定祭祀何种鬼的话,只能对应两个鬼,这显然说明,只有两种卜兆是不够的。如何增加卜兆,于是就出现了以过揲策为卜兆的撒珊珊,这正是傈僳族的先民把揲余策发展为过揲策的动力;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所有地区或民族的过揲兆也都是在增加卜兆的压力下出现的,如果它不是传播的话。
有分3束的揲二卜,在历史上是不是还有过分二束的更原始的“撒珊珊”?分3束的揲二卜是不是由分两束的揲二卜发展而来的?
回答是否定的,笔者在《大衍在召唤》曾说明过这个问题。“傈僳族不是没试过分两束的情况,肯定是试过了,但没有走通。因为初策S2 (第二变的过揲和)分两束策揲2之后的结果是:SⅠ(第一变的过揲和)若为偶数,左1右必1、左2右必2 ;若为奇数,则左1右必2、左2右必1。对于前一结果,只有1态,已无法断卜;对后一结果,实际上已回到雷夫孜水平。”
初策27策分3束,分别揲二,得到3束过揲策,这是第一变;第一变的过揲策合在一起,再将它随机分为3束,各自揲二,又得到3束策过揲策;再将第二变3束过揲策合到一起,再随机分为3束,各自揲二,再次得到3束揲余策。这第三变的3束过揲策不再合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卜兆,但要经过拆分处理。下面通过简单计算——这种计算只是小学低年级的2位数的加减法,看一下最后的卜兆究竟是什么?
初策SⅠ=27策,将其随机分为3束,其中2束为随机束,1束为常量束。3束策的各自揲2的揲余数共有4组数值,即:
(1、1、1)、(1、2、2),(2、1、2)、(2、2、1)。
括弧内的3个数字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策的揲余数。把括弧中的3个数字相加就是揲余和,把它们写在一个括弧中,这就是第一变的揲余和S1:
S1=(3、5、5、5)=<3、5>。
如果不进行概率计算,可将(3、5、5、5)简化为<3、5>,表明第一变只能出现3与5两种揲余和。 用初策减掉揲余和,即得第一变的过揲和G1:
G1=27-<3、5>=<24、22>
以第一变的过揲和24或22为第二变的初策,将其随机分为3束,各束策再分别揲二,其各束策的揲2余数为:
(1、1、2)、(1、2、1)、(2、1、1)、(2、1、2)、(2、2、2)。
以第一变的过揲和24或22为第二变的初策,将其随机分为3束,各束策再分别揲二,其各束策的揲2余数为:
(1、1、2)、(1、2、1)、(2、1、1)、(2、1、2)、(2、2、2)。
第二变揲余和S2为:
S2=(4、4、4、6) =<4、6>
第二变的过揲和G2为:
G2=<24、22>-<4、6>=<20、18、18、16>=<20、18、16>
这种特殊的减法是用初策24分别减掉4、6,再用初策22分别减掉4、6,将差数写在同一个括弧里,去掉相同的数字18,即得过揲和<20、18、16>。
以第二变的过揲和20、18或16做为第三变的初策,将初策分为3束,揲二,其各束策的揲2余数仍为<4、6>。其过揲和G3为:
G3=<20、18、16>-<4、6>=<16、14、12、10>
现在,不是将<16、14、12、10>用做第四变的初策,而它们就是卜兆,但必须转个弯子。这4个数值既然都是随机出现的过揲和,不用说,它们是3束策的过揲和,它的卜兆就与3束过揲和的策数有关。不论出现的是<16、14、12、10>这4个过揲余和数字中的那一个,它都是3束策之和,这就需要把过揲和还原为3个揲余数,我们把过揲和拆分为3个数,3数一组,而这,就是撒珊珊的卜兆。
这里只是简单的指出,过揲和16、14、12、10的拆分方案分别为36、55、78、105,共是274种。
这里只是简单的指出,过揲和16、14、12、10的拆分方案分别为36、55、78、105,共是274种。撒珊珊以过揲和为卜兆,而不以揲余数为卜兆,这是一个重大突破。但撒珊珊的过揲和有274种,他们都是卜兆么?果真有274种卜兆,这是很难驾驭的,必须有筮书才行。在我看来未必有这么多的卜兆,他们一定用更简易的方法断卜。民俗资料只说“以格娃、尼马、尼划的整数做出解释”,尚未找到详尽的资料。我只找到这样一个断卜实例:如“枯娃”出现5根,解释为要祭海垮尼,即海垮尼作祟。由此可以猜测,他们可能是以格娃、尼马、尼划各自出现的数字确定各自的预后。也就是说,3束策的断卜是各自独立的,这就大量减少了卜兆数量。更详尽的断规则,希望能有专家学者或有知情者告知我们的读者。
撒珊珊的初策是27,揲3;殷四数卦的初策在早期是44、后其是50,但都是揲4。除了这两点不同外,起卜操作完全一致:它们都是3变;都以上一变的过揲策作为下一变的初策。可我们就是不知道,究竟是撒珊珊的揲3筮法发展为揲4的殷4数卦,还是以殷四数卦为模板开发出了撒珊珊。不论实际如何,都不妨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撒珊珊是在雷夫孜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更复杂的揲二卜。它在数卜的进化链中究竟处于主干位置上,还是处于揲二卜的演化分枝上,有待进一步探索。
傈僳族还有一卜种叫“赛萨”,与撒珊珊雷同。据《中国方术大辞典》:赛萨,“杂占的一种。流行于云南省西北部傈僳族。其法用竹签三十三根,一手握之,另一手数之,口中念念有词,共数三次,最后得出三个数字,这三个数字的比例,即成为判定事情吉凶的依据。盈江县景颇族亦流行此法。”撒珊珊与赛萨首先是初策的不同;“一手握之,一手数之”,好像并不分策。赛萨究竟是揲几?如何断卜?都不得而知。我们只要知道有这样一种揲卜就可以了。但赛萨在起卜时,“口中念念有词”,这也是一种祈求神灵示兆的方式。
北宋庞元英(1078年前后在世)的《文昌杂录》:余昔知安州,见荆湘人家,多以草竹为卜。这里只指出卜具是草或竹,并未具体说明卜法,它是否是揲卜?
南宋诗人范成大(1126-1193)的《上元节物语》写道:“筳篿卜法者,本楚越间少术也,自楚屈原始称有筳篿之卜,越相范螽颇有其书。然今特类后世术者所托,要之亦必古有此法矣。当卜时,自所向得草木材,初不计多寡,左右手一纵一横,揲之以三,而数用其扐,然后一时吉凶,从违、休咎,福祸,立司是者。”这里明确记录了起卜方法。范承大认为,这种卜术就是屈原在《离骚》中所说的“筳篿”。 “左右手一纵一横”,显然是分两束的意思。
元代学者吴莱(1297—1340) 《范氏莛篿卜法序》:挺专为楚越民间小术,“卜时自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计多寡,左右手一一纵横揲之,以三用其数,用其扐以定吉凶。”文中的 “三用其数”就是揲三;“扐”就是揲余数,因此这是一种揲余兆。“左右手一一纵横揲之”,显然也是分两束之意。
元末明初的文学家陶宗仪(1329?~1417?)在其《缀耕录》中记录了当时吴楚之地所流行的一种“九天玄女课”:“吴楚之地,村巫野叟及妇人女子辇,多能卜九姑课……其又一法曰‘九天玄女课’,其法折草一把,不计茎数多寡,苟用算筹亦可。两手随意分之,左手在上竖放,右手在下横放,以三除之,不及者为卦。一竖一横曰太阳,二竖一横曰灵通,二竖二横曰老君,二竖三横曰太吴,三竖一横曰洪石,三竖三横曰祥云,皆吉兆也;一竖一横曰太阴,一竖三横曰悬崖,三竖二横曰阴中,皆凶兆也。”这种“九天玄女课”与范成大在《上元节物语》所记录的是同一个卜种。
用筮法语言来说,“九天玄女课”的初策数目不定,随机抓一把草即为初策;两手随意分两束于手中;左手之策要竖着放在上面,右手中的策要横过来放在下面。把上下两束草分别揲三,揲余数为1、2、3中的某一数,过揲策放置一旁,把揲余策仍按上竖下横的规定放回原处,并以揲余数为卜兆。揲3的揲余数或1、或2、或3,上下配搭,可得9种花样,这就是九天玄女课的9种卜兆,这也正是取名为“九天玄女”的道理。遗憾的是《辍耕录》对断卜规则未加说明。由于只有9卦,无需筮书,一般人想记的话都能记住,所以村巫野夫、妇人女子皆能为之。
九天玄女课是分3束揲筮的,上、中、下各束策的揲余数都有1、2、3这三种可能。上、下两束策的可能卜兆共有3×3=9种。由于在揲蓍时得到余数1、2、3的机会均等,各为1/3,其9种卜兆也是等概率分布的,各为1/9。
揲3的揲卜,初策不定是较原始的特征,分两束也是原始特征,后来发展到分3束的九天玄女课。庞元英所说的“草竹为卜”有可能是与范成大,吴莱所说卜术一样,都是初策不定、分2束的揲三卜。令人振奋的是,在敦煌文书中已经发现了与九天玄女课类似的卜术,可能就是九天玄女课的先行版。令人振奋的是,在敦煌文书中已经发现了与九天玄女课类似的卜术,可能就是九天玄女课的先行版。这件文书写于何时难于确认,但敦煌文书写作于唐到至五代时期,远远早于上述文献的写作年代。
文献中的一些草卜,可能都与揲卜有关。清·吴省兰(和珅的老师)撰《楚峒志略》说:苗人“出行无论远近,必断草休咎,以定行止”。清嘉庆时李宗昉《黔记》(另有明万历时郭子章的《黔记》,未知熟是):贵州省台拱古道江属之黑山苗“能卜茅草卦,预告凶吉”。 由于这些资料描述简单,无法对其进行深入思考与精确分类,暂时只能搁置起来。
敦煌卷子本《周公卜法》
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与占卜有关的文书有270件之多,《周公卜法》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卜种有两个名称,“周公卜法”、“管公明卜法”,这是一种揲4的卜术。罗振玉的《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第二集曾影印了这本书。《周公卜法》卷前说:“其法用算子卅四,囗囗囗,上斜、中竖、下斜。后乃四四除之,余者成卦。审看下卦歌颂,次定吉凶。”
“周公卜法”以34根算子为初策。算子就是用于计算的算筹。文中的三个“囗”是分3束的意思。把34枚算子放在地上,随机分为上、中、下3束,第一束横放在上面,中束策竖放在第一束策的下面,下束策横放在中束策的下面。然后对各束策分别揲4,把揲余策仍按原来的横竖情况(上斜、中竖、下斜)放回原位,这就是卜兆。查阅《周公卜法》的“歌颂”(卜辞)即可断卜。周公卜法的书写与摆卦是一致的,如上、中、下三束策的揲4余数是3、4、3,称为周公卦,记录符号是:上面3横划,中间4竖划,下面又是3横划;揲4余数2、2、2,是孔子卦,符号是:上面2横划,中间是2竖划,下面又是2横划。
九天玄女课初策不定、分3束、揲3、揲余兆9种;周公卜法定初策,初策34、分3束、揲4、揲余兆16种。这显示出二者有着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九天玄女课比周公卜法更为简单,它的出现应当更早。我们不知道周公卜法写作于何时,只知道敦煌文书是唐、五代时期的产物。不论它什么时候写就,它的产生年代只能更早于写就年代。在我个人拈来,周公卜法在南北朝时期就应出现。
笔者原本认为周公卜是模仿易卜而开发出来的一种简易卜术,现在我却有了根本不同看法:揲3卜与揲4卜都从远古走来,揲3卜比揲4卜更为古老,它们是平行演化的。周公卜法正是在九天玄女课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尽管这个结论在文献资料中找不到支撑,我仍然相信史实就是这样。揲4卜发展为上层的易卜,而揲3卜却始终在民间流传。周公卜法后来消失了,而九天玄女课却流传了很久,这说明民间需要的是更简易、更通俗的卜种。
张正烺在解释周公卜法时曾出现偏误。他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的注解中写道:“《周公卜法》使用的数字是一、二、三、四,共4种,按三爻排列可得64卦,因受筹码是偶数的限制,只能得32卦,而在该书中只有16卦,必有16卦在书里找不到,不知术士们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推测,这部书是一种古筮法改编的,原用64根算子,硬省掉30根,原有32卦,削去一半,删繁就简,只是为了骗饭吃。”
如果真的是原有32卦而删去一半的话,那是连饭都骗不来的。假如有一卦正好打在被删去的16卦里面,如何断卜?问题的症结在那里呢?
把初策分为3束,有2束可视为随机束,其余1束是常量束,用初策34减掉两个随机束的策数,就得出常量束的策数。周公卜的卦数取决于两个随机束,而与常量束无关。所以示卜态的数量恰恰就是42=16种,而不是如张老所说的32种。
假定上、中两束为随机策,下束为常量束,则根据初策34的揲4余数是2可知,分三束后的揲4余数之和的揲4余数,也是2。由此可写出上、中两束策的揲4余数的全部16种排列是:
1,1 2,1 3,1 4,1
1,2 2,2 3,2 4,2
1,3 2,3 3,3 4,3
1,4 2,4 3,4 4,4
由于把下束当作常量束,其策数是可用初策减两个随机策数得出,那么它的揲余数也能计算出来。常量束的揲余数应保证3束策的揲余策数之和的揲余数也是2。因此,在上表中各组数的后面添上一个数,使3数之和的揲余数为2,于是可得三束数的揲余花样为:
1,1,4 2,1,3 3,1,2 4,1,1
1,2,3 2,2,2 3,2,1 4,2,4
1,3,2 2,3,1 3,3,4 4,3,3
1,4,1 2,4,4 3,4,3 4,4,2
把这16组数字按《周公卜法》的卦符写出来,就是“周公十六卦”。周公卜只有16卦,我们是计算出来的,对古人来说只能是反复地通过数学试验得到。而在今天,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再去搞这个枯燥的数学游戏了,反到成了不该是个谜的谜。
从形态上看,周公卜是一种不登大雅的民间小卜,虽然是在敦煌发现,但敦煌不是周公卜的发祥地,它的发祥地无疑是在中原地区,是从中原传播的边陲敦煌的。它在中原的发生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可能在南北朝或更早的时代就出现了。《周公卜法》也不是平民百姓的手中物,它适用于民间小知识分子,或供知识不高的卖卜者使用。
在敦煌文书中有5件与《周公卜法》有关的文书,有的文书卦名齐全。其16卦的卦名是:周公卦、孔子卦、屈原卦、赤松卦、桀纣卦、越王卦、子推卦、太公卦,这是前8卦,都以人名命卦;后8卦都以易学的三爻卦命名,即兑、坤、离、乾、巽、坎、震、艮。
方才提到,在敦煌文书中已经发现了与九天玄女课类似的卜术,这样的文书有两件。一件是P.3803,开头残缺。其与卜法相关的部分残留5卦,其卦符只有2层而不是3层,说明这种卜术是分2束的,而不是分3束。在这一文书中,还能找到二竖二横的“老君”、三竖三横的“祥云”。还有一件文书是ДX00946,与《南要辍耕录》比较卦名稍有差异,卦象和吉凶均同。因此,有学者认为该文书“应当也属‘九天女卜法’性质”。
方才提到,在敦煌文书中已经发现了与九天玄女课类似的卜术,这样的文书有两件。一件是P.3803,开头残缺。其与卜法相关的部分残留5卦,其卦符只有2层而不是3层,说明这种卜术是分2束的,而不是分3束。在这一文书中,还能找到二竖二横的“老君”、三竖三横的“祥云”。还有一件文书是ДX00946,与《南要辍耕录》比较卦名稍有差异,卦象和吉凶均同。因此,有学者认为该文书“应当也属‘九天女卜法’性质”。九天玄女课与周公卜法都出现于敦煌文书,更加说明九天玄女课的起源更早。 再写就超过1万字限额
——本章结束——
太乙飞宫格
太乙飞宫格。一名“飞宫格”。指天盘上的值符加会地盘上六庚的现象。如春分中元阳遁九局,甲、己日,日中(即庚午)时,六庚排布在坤二宫,天英星为值符,演局运转时用天盘值符加临于时的天干于坤二宫。就得到天英星作为值符加临坤二宫见六庚的局象,这就是所谓的“天乙飞宫格”。奇门遁甲认为,这种格局预示不宜作战用兵举事等,否则主客都不利。《奇门遁甲•烟波钓叟赋》:“直符加庚天乙飞。”
文王八卦太极图
文王八卦太极图,明来知德以其太极图解释文王八卦方位的图式。以白路为坎卦,黑路为离卦,说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理。认为诸儒依据邵雍解释文王八位,通说文王八卦太极穿凿,解之反晦。“殊不知文王之卦,孔子己解明矣。‘帝出乎震’一节是也。”“盖文王以伏羲之卦,恐人难晓,推以致用,故就一年春夏秋冬方位、卦所属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而列之。”(《易经来注图解》)说明文王八卦体现四时、五行之理,而与其太极图合。
伏羲六十四卦太极图
伏羲六十四卦太极图,明来知德以其太极图解释伏羲六十四卦图式。白路,为一阳复,自复而临,而泰,而大壮,而夬。阳以渐而长,至乾为纯阳;黑路,为一阴姤,自姤而遁,而否,而观,而剥,阴以渐而长,至坤为纯阴。说明其太极图完全体现伏羲六十四卦阴阳消长之理。来氏认为此图阅明造化性命变化之道。得此图,“便就知进知退,知存知亡,便即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易经来注图解》)
气象太极图
气象太极图,明来知德以其太极图解释一年、一日之象的图式。一年气象图将二十四节气配以太极图,说明一年之气象。来氏认为“万古之人事,一年之气象也。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一年不过如此。自盘古至尧舜,风俗人事,以渐而长,盖春作夏长也。自尧舜以后,风俗人事,以渐而消,盖秋收冬藏也。”一日气象图将十二辰配以太极图。说明一日之气象。来氏认为:“万古之始终者,一日之气象也,一日有昼有夜有明有暗,万古天地,即如任夜。”(均引自《易经来注图解》)
来氏太极图
来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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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氏太极图,明来知德易学图式。其图白者为阳仪,黑者为阴仪。黑白二路,表阳极生阴,阴极生阳。说明气机生生不息、循环不绝之理。“非中间一圈,乃太极之本体。”中空以圆,用来象征太极,其阴阳渊由自微而显,由显而著,均与自然消息相合。来氏作《美圆歌》:“我有一丸,黑白相合,虽是两分,还是一个。大之莫载,小之莫破。无始无终,无右无左。”其源出于古太极图。清杭辛斋《易楔》:“此本瞿塘氏之图,亦从古太极图研索而出者也。”图中以居中的黑白二条线代表原古太极图中的两点。来氏认为:“此图为圣人作易之原。理气象数,阴阳老少,往来进退,常变吉凶,皆寓于其中”。体现伏获六十四卦阴阳消长之理,反映伏羲八卦、文主八卦方位,及一年气象、一日气象、天地形象、帝王文章、人材等混沌状态。
地承天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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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承天气图,清胡渭易学图式。图见《易图明辨》。据《周易•坤•彖》“至善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之意而绘,用以说明天地万物生长变化的基本规律。《易图明辨》卷三:“参同契》日:恒顺地理,承天布宣。石涧俞氏琰曰:人之元气,藏于腹,犹万物藏于坤:神入气中,犹天气降而至于地;气与神合,犹地道之承天,天地以此而产物,吾身以此而产药。《太玄经》云:藏心于渊,笑厥灵根。与此同旨。”
太极图说
太极图说,北宋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说明,全文二百四十九字。将道教修炼之图改为天地万物生成图式。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原始、绝对的大极能产生有形有象的二气、五行;阴阳二气和水火木金上五行的相互作用则构成人和万事万物;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又称为无极;无极是指太极的无形无象、无边无限,以及万物产生以后的变化无穷;在宇宙万物中突出人的价值和作用,“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人群里,又突出圣人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峥,立人极焉。”《太极图说》首句“无极而太极”,据朱熹《记濂溪传》中说,当时《宋史》中的《周敦颐传》引作“自无极而太极”,朱熹认为不应有“自”、“为”二字。清代毛奇龄则认为《宋史》所载是正确的。朱熹作《太极图说解》加以发挥,遂成为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对后世影响很大。其版本很多:朱熹《近思录》;明人所编《周元公集》、《周子全书》;清初张伯行所编《周濂溪集》、黄宗羲等所编《宋元学案》等尽皆收入,另有清刻单行本《太极图集解》。
三十二卦指纹
手纹
三十二卦指纹。指纹占卜的一种,借用五指指纹的形状和排列来推一个人的性格与命运。命书通常将人的指纹分为二大类,即“卷纹”和“流纹”,俗称“罗”和“箕”。两者不同排列、可组成不同卦象。以卷纹为阳爻,流纹为阴爻,按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次序,从上而下排列,可得三十二卦纹。图中O为卷纹,X为流纹。
手相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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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相八卦。手相学术语。将人手以后天(文王)八卦分成八个区域以断命的方法。相术中多以男看左手(左为阳),女看右手(右为阴)。以左手为例,即挠侧(拇指侧)为春东方,为震卦位;掌远端为夏南方,为离卦位;尺侧(小指侧)为秋西方,为兑卦位;掌近端(靠手腕外)为冬北方,为坎卦位。为四正卦位,其四隅卦位为,东南为巽,西南为坤。西北为乾,东北为艮。掌心部,即八卦之中央为“明堂”。
相学中有巽宫为本身,离宫为功名;坤宫为儿女等说。总之八卦位宜丰满,明堂宜深而红润,八卦之位若是低陷、青暗或纹理散乱为凶祸之象。
手相五行
手相五形。手相学术语。将手以五行分类来断命的一种方法。掌修长赢瘦者为木形;指尖掌红者为火形,敦实厚重者为土形;指掌端正者为金形;圆润丰满者为水形。
三大主线
三大主线。手相学术语,指人手掌三条清晰的线纹。以《周易》三才思想为基础,将人手三大主线纹从上至下命名为天纹、人纹、地纹,强调三大线要综合观实,方能反映人的气质和运事。
阴差阳错
来源:http://baike.yidao5.com/xiangshu/yinyangwuxing/11683.shtml
阴差阳错,阴阳地理家用语。邓恭《地理知本金锁秘》:“凡阴差之处,則分不得金,立不得向。”分金立向指罗针定向。阴见阴为差,阳见阳为错。即月亮运动中的潮汐涨落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八次停顿处,从中可领悟出空间事物运动中所产生的差错停滞现象。此语成为口头禅流行于世,以说明时机不对而产生差错、过失。
很多五行基本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