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观星问古话人间,能够用易经运算的人数学表达方式
2018-04-29
故事 / 玄学
能够用易经运算的人数学表达方式,易经是数学工具
江晓原:观星问古话人间,江晓源
![]() |
![]() |
|
江晓原指出,中国古代“天学”的政治性质、文化功能和社会角色,与现代的天文学毫无共同之处,却是一个让历史“昨日重现”的绝佳线索。
|
他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出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这一结论与先前一般认为的孔子诞辰年份相差约一年左右。“热爱科学,当然没错。但现在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得太过分了。它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思想,被外在的原因催化。科学今天帮助资本增值,卖身资本,成了资本的帮手。”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实习生 赵准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近日他担任主编的《中华大典·天文典》正式发布。
这部长达1096万字的大书,编纂耗时8年,甄选汇编了中国历代古籍中最有价值的天学记录相关史料。早在此前,江晓原和其科研团队以天学遗产为依据,结合现代天文学的演算方法,重现了武王伐纣、孔子诞辰等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切时间。
12月3日下午,上海西区一家咖啡馆人来人往。工作日时间,这里的空气稍显紧张,有人忙于洽谈商务,有人对着手机或电脑屏幕眉头紧锁。
江晓原出现时,悠然闲适,像一个散步者误入其间。
天文学上的学术成就,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研究性学,著《性学五章》;给媒体写专栏,纵横京沪十余年不断;评科幻电影,出版观影手册;清点书房,藏书五万本,藏片九千部……如果生活本身是一部大书,江晓原的“书”章节跳跃,别具奇幻色彩。
临窗并排而坐,江晓原笑吟吟的,伴着一杯热摩卡,交谈极为耐心。真实,坦率,表达完整,思路缜密。这位学者隐隐的魅力,并不在于外界赋予的光环,而是如同一颗恒星,从大脑的内核散发出稳定的光芒。
昨日重现——
古今观星者虔诚的凝望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
“别的古代文明也有天象记录,但零零散散,不成体系。中国古籍中对天象的记录,在世界所有古代文明中,是最系统、最准确的。”江晓原说。现代的天文学记录来自西方,最多往前追溯两三百年。中国古籍为人类提供历史更早的天文宝库。
《中华大典》之《天文典》重新清点、梳理、归类了这一灿烂遗产。江晓原开启这个宝库,提供了两个欣赏的角度:一方面,从科研的角度,能够弥补现代科学数据的不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天学”构成着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有助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
“中国古代的天学,并不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是王权的支柱。”江晓原对古代中国天学的性质与功能研究深入。他著作的《天学真原》,对常被误解的“天学”现象,给出全新而富有说服力的解释。
“中国历史越往前追溯,越注重人和上天的沟通。上古时,人们认为,必须有能力和上天沟通,才有资格成为王。”这种沟通,一方面表现为,王权是天赋的;另一方面,统治的智慧来自天上。伟大的祖先死后会变成神,升到天上,而王权的政治智慧皆从那里获得。江晓原指出,中国古代“天学”的政治性质、文化功能和社会角色,与现代的天文学毫无共同之处,却是一个让历史“昨日重现”的绝佳线索。
革命,本意即“改变天命”。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留下了较多史料和理论建构的“革命”。江晓原说,汤灭夏桀,只有简单记载,武王伐纣则有“理论建构”。其要点,就是论证“天命归我”。
“天命”如何得知?那就需要观察天象了。武王伐纣这样一场“革命”,留下了十六条与天象有关的记载。
《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就是说,周武王的军队在向东进发时,在天空见到一颗彗星,它像一把扫帚,帚柄在他们要进攻的殷人那一边(东边)。
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条记载给出了彗头彗尾的方向,是一个宝贵信息。古人记载天象,旨在论证王权,并不是给现代天文学家当观测资料用的。这些记载有真有伪,有些可以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检验。
江晓原和其科研团队,在利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天象记载的研究中,获得了美国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中斯坦迪士等人的帮助。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研究小组在经过严苛的演算和筛选之后,发现《武成》、《世俘》、利簋铭文、《国语》等文献中,七个与之相关的天象记录,竟然相互对应,由此建立起一个伐纣日程表。在完成这一工作的过程中,研究小组设计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全都导向一个完全相同的结论。
周武王在牧野攻克商纣王,发生在公元前1044年1月9日清晨。
历史的情景如此确切。江晓原想到了一首经典英文歌《Yesterday Once More》(昨日重现)。他和学术助手纽卫星博士共同著述了《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堪称这个领域的经典。
“中国古代的占星学家认真记录天象,态度是虔诚而严谨的,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胡乱搞迷信骗人。”江晓原说。
古人相信“天人感应”的说法。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重要人物诞生死亡时,古人会把特殊的天象记录下来。在对星空的凝望中,古今观星者目光交汇。
江晓原在考察《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等古代文献时发现,孔子出生当年有庚成日食的记载。在天文学上,日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同时又是可以精确回推计算年份与日期的天象,成为解决孔子诞辰问题的科学坐标。
江晓原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出孔子生于公元前552年10月9日。这一结论与先前一般认为的孔子诞辰年份相差约一年左右。运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和历史文献中留存的资料,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影响。
文理兼修——
“不务正业”的学术之路
1977年,江晓原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毕业后师从中科院席泽宗院士,是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在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后,1999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开启文理兼收的教学和科研路径。
江晓原自述:“自顾平生有两大毛病:一曰好古成癖,二曰不务正业。”对历史的热衷,扎实的文学功底,加之系统的学术训练,现代的科学研究方法——文理兼修的路子,炼就了一块独特的“合金”。
剖析江晓原的知识构成,像是为科学史而生的。反观他的求学之路,众多偶然汇成了今天这个必然。回忆来路,如涓涓细流,点点滴滴他记得很清楚,记者惊讶于他记忆力的同时,更一窥他思想江海的源头。
1972年,17岁的江晓原进入上海一家纺织工厂当电工。电工倒三班,中班和夜班事情不多,他就利用这个时间看书。电工的工作特点是,技术越高,工作时间越短。他的技术提高很快,不久便带了徒弟,有了更多的时间看书——“秘密”地看书,否则会挨批评。
“事后回顾,这段秘密看书的经历,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是最重要的阶段。否则我就考不上大学。”江晓原说。这种自发的修养,让他一直保持着读书的状态,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才能够抓住这个人生机遇。
考上大学前,有个插曲。江晓原讲起这段,笑谈自己的“运气”是多么好。
1976年,最后一届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他所在的工厂有一个名额。江晓原获得了这个名额。但是有一位师傅私下找到他,问他能不能把这个名额让出来。因为这位师傅已经35岁,明年就没有资格获得推荐了,而江晓原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个不情之请,江晓原竟答应了。现在回想,当时同意的原因是,那几天他正在看《赫鲁晓夫回忆录》。这本书在禁书之列,其中说到,赫鲁晓夫35岁那年才进工学院,因为上大学的年龄限制是35岁。江晓原和王师傅关系挺好,就“崇高”了一回,把名额让了出去。
江晓原年轻时的率性之举,被厂领导提醒,“你要想想清楚”。多年之后,甚至有人怀疑,他是不是已经预见到1977年就要恢复高考,而他本人十拿九稳能考上。“哪有这回事!只能说,我是学运比较好。”
1977年恢复高考,江晓原知道这个消息时,距离高考只剩三个月。当时,他因为不肯参加“批邓”,辞去党委秘书之职,回到车间做工人,有了更多时间看书。借来高中课本,读了一遍,还抽空设计了工厂的电梯自动控制线路。他的高考成绩单出来了:语文94分,政治90多分,数学60多分,化学不及格,物理满分(得益于电工经验)。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热衷文史的“笔杆子”江晓原会选择报考文科。他却填报了三所高校的物理专业,因为单纯地认为:理科的东西需要老师教才行,文科自学就可以了。南京大学天文系是中国最好的天文系,1977年在上海录取两名学生,江晓原是其中之一。
如果没有让出工农兵大学生名额,1976年的江晓原就进了上海的一所工科学校,今天他怀疑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商人,不可能看到天文铺开的视野,更不会走上学术的路。
来到南大天文系,攻读天体物理专业。19个同学中,他是唯一没有上过高中的。第一年,从图书馆借高中课本补数学课,很辛苦,迅速瘦了下来。从第一年的吃力,到第二年赶上,有老师略感担忧地发现,江晓原成了天文系“不务正业”的学生。继续看文科的书,上中文系的课,因带薪上学,有钱就出去旅游,甚至还成了学校象棋队成员,四年对外比赛保持不败之地。
“该同志上大学的时候,每天左手推天文公式,右手临孙过庭之《书谱》,口里却在吟诵《左传》、《国语》,这就使该同志的母乳中混入了奇妙的组分,无论发生多么怪异的化学反应,喂出多大的妖蛾子,都不让我奇怪了。”笔名笑书生的朋友(现在的北师大教授田松)曾为他写下这样的评论。
今天江晓原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津津乐道。大学毕业时,江晓原本想报考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不料报名时发现,他心仪的导师因病取消了招生。这时,一位同窗告诉他,中国科学院有一个“奇怪的专业”很适合他。
这个“奇怪的专业”就设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2年,江晓原考入,师从科学史泰斗席泽宗院士。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
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极少有“苦读”的经历。“但不务正业,绝对不是全然荒废。必须有个底线,就是正业要及格,要说得过去。” 江晓原口中的“说得过去”,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毕业后来到上海天文台,在宽松的科研环境中,他成为最年轻的研究员。至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中国首个科学史系,江晓原学途开阔,但“不务正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
江晓原是改革开放后在国内发表性学研究论文的第一人。性学家的身份,是他学术研究的另一面。最初从游戏的心态入手,后来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著述,他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长期担任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副会长。
目前江晓原已在国内外出版专著、文集、译著、主编丛书等80余种,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约150篇。长期在京沪等地知名媒体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大量书评、影评、随笔、文化评论等。成语形容人有学问,常说“著作等身”,江晓原或已在字面上近之。
反科学主义——
“老猫书房”里思想的攻守
“这十年来,我有两块新的‘学术自留地’。一个是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一个是科学政治学研究。”江晓原将“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科学政治学”纳入正规的学术体系,成果在中外引发反响。兴之所至,“正业”和“不务正业”的界限,被他进一步地模糊乃至擦除。
他为记者详解了这两块“自留地”培育的青苗。
以大众熟悉的科幻为例,江晓原对科幻的喜爱几乎成痴。收藏的九千多部电影里,几乎包揽目前能找到的所有科幻影片;出版《江晓原科幻指南》,建立一个全新的评论语境和角度;生活中,和刘慈欣、韩松等科幻作家交往密切;“如果我更年轻一点,也许会考虑拍中国的科幻电影。”
当一位科学史学者看科幻,他看到了什么?江晓原的答案,不局限于文学的想象和笔法,直指科幻背后的内核——故事背后的思想资源。
“在科幻的世界里,有一个历史的演变。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科幻作品都是在呼唤未来科学的发展,比如最典型的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环游世界八十天》、《海底两万里》等系列作品,相信科学使未来的世界更光明。”江晓原说,十九世纪末以后,西方的科幻作品上了“另一条船”,呈现出反科学主义的趋向。
“反科学的思路,在西方已经主导了一个多世纪。在这个传统里,我们看到,科幻电影里未来的世界是黑暗的,极少有光明的。”江晓原说,这种反思科学的态度,有些是不自觉地在反科学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创作。
江晓原坦陈,自己曾经是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如今则是反科学主义者。
反科学主义“反思科学”,并不是“反对科学”。判断一个人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可以通过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第一,科学是否等于正确?在日常的语境里,人们用来称赞某一个东西时,经常说这个东西“很科学”。但一线科研工作者更能看出科学的局限。人类历史上科学的发展进步,否认了前面的“科学”,那些被否定掉的“科学”,今天看来就是不正确的。
第二,科学技术是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人们常有一种信念,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江晓原简单提出了两个反问:姑娘和小伙子要发生爱情,科学能解决吗?内心幸福的感觉,科学能解决吗?
第三,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江晓原说,自己以前正是这样想的。人们还习惯描绘另外一个图景,把科学家描绘成崇高的人。他们只知道为人类奉献,他们往往生活清贫,克己奉公,身上集中着很多的美德。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家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利益诉求。
“科学绝对不等于崇高,科学的纯真年代早已结束了。”江晓原不惮于把科学和科学家们请下“神坛”。
由此延伸到“科学政治学”的自留地里,他带领的科研小组,剖析了韩国著名的学术造假事件。
韩国干细胞研究者黄禹锡,被控学术造假,他的故事一波三折,直至消失于公众视线。江晓原及其博士方益昉连续五年追踪这一事件,指出黄禹锡是科学政治的牺牲品,背后是西方学术体系对后起的东方学术体系权益争夺乃至倾轧。学术论文《当代东西方科学技术交流中的权益利害与话语争夺——黄禹锡事件的后续发展与定性研究》不仅在学界掀起波澜,而且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热爱科学,当然没错。但现在的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得太过分了。它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思想,被外在的原因催化。科学今天帮助资本增值,卖身资本,成了资本的帮手。”
前一阶段,江晓原相当关注转基因主粮引发的争议。如今有关转基因主粮是否安全,论战甚嚣尘上,江晓原发出疑问:大谈它是否安全,仿佛在人们脑中植入一种观念:如果是安全的,就允许转基因主粮替换原来的主粮。为什么没有人问一问:原来的主粮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替换不可?替换之后,究竟是谁在得利?
江晓原主持出版了法国学者揭露美国孟山都公司在转基因主粮背后隐秘利益链条的著作《孟山都眼中的世界》。如今驾驭科学的不只是人类求知的本能,还有无限膨胀的物欲诉求。
“科学自身要发展,你想让它停下来,已经不可能。”江晓原说。
如果科学是一个保姆,今天这个保姆不再那么听话,甚至干扰主人本应清静的生活。江晓原是中国最早使用互联网的人群,但今天,他不下载社交软件,不通过网络获取新闻资讯。互联网的作用,仅限于查阅资料,收发邮件,将文章更新发布至博客。碎片化阅读,浪费大量时间,他坚持读报获取信息,抗拒互联网对原本生活的侵蚀。
是的,江晓原的精神世界原本已经丰满卓著。走进他的书房,内部设计绝无仅有:地上铺着铁轨,用带滑轨的密集架放书。方寸空间,五万书籍,九千影片藏身。把档案馆才有的设施,搬进私家书房,江晓原也许是国内第一人。
关于这个书房,专门有本书叫《老猫的书房》。江晓原没料到,这样一本“闲书”,竟被翻译成韩文版,还成为2015上海翻译出版促进计划四种入选书籍之一。
为什么是老猫的书房?
“我挺喜欢猫的。我有篇文章里写,有时候想象自己是一只老猫,在午后的斜阳里,徜徉着,蹲踞着,想想古往今来的事。后来就有人叫我老猫。”江晓原笑笑,那份我行我素,似真有种老猫的泰然自若。
资料来源:

